一五○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教运动的另一位伟大人物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诞生于法国的小城诺阳（Noyon）；诺阳位于巴黎东北六十公里。他的祖父据说是在法国爱斯河（River Oise）当船夫；又有的说是在彭特•唉弗特（Pont－l' Eveque）的小城作箍桶匠。他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Gerard Calvin）是诺阳城有名望的人物，曾任该地教区主教的秘书及天主教的法律顾问，又任诺阳城的财务检查官，从而执掌了天主教座堂的财富。 加尔文的母亲珍妮•法兰士（Joan France），是一个旅馆老板的女儿。珍妮•法兰士敬虔温文，不幸早逝；加尔文的父亲接着续弦，娶了加尔文的继母。 身为天主教的财务检查官的格拉尔•加尔文，以自己的特殊地位，为加尔文争取到天主教的圣俸。这些圣俸来自天主教堂祭坛的部分收入。加尔文在天主教的座堂的荫庇下成长，小时就憧憬在长大后担任天主教的神父。 在天主教的捐助下，加尔文小时就读于诺阳的卡伯学校（College des Capettes），卡伯的字根是披肩（cape），那学校的学生都披上了披肩。 加尔文在卡伯学校，结识了诺阳城两个贵族家庭——汉格斯特家族（de Hangest family）和蒙特莫家族（de Montmor family）的子弟。汉格斯特家族在诺阳出了好几位主教；除了查理•汉格斯特（Charles de Hangest）任诺阳主教之外，一五三二年新任的诺阳主教则是约翰•汉格斯特（John de Hangest）。 加尔文与这些贵族子弟同窗学习，也就养成了贵族的优雅风度；在他的一生中，一直保留着这种高雅的贵族气派。 一五二三年八月，加尔文十四岁时，诺阳瘟疫流行，他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为了保护他免受瘟疫的传染，送他到巴黎去求学。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加尔文到达巴黎那个月——一五二三年八月——的八日,一位天主教奥古斯丁教派（Augustinian）的修道士约翰•瓦利尔（John Valliere）因附和马丁路德的改教主张，被天主教诬告为邪教份子，结果，他在巴黎的圣荷诺（Saint-Honore）门口被天主教当局当众活活烧死。 天主教残酷迫害那些清心爱主的基督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正是这时候，加尔文在神巧妙的安排下，来到宗教迫害雷厉风行的巴黎。 在巴黎的初期，加尔文就读于马奇学院（College de la Marche），在那里他受教于法国著名的学者马杜林•柯迪雅（Marthurin Cordier）。马杜林•柯迪雅被誉为现代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马杜林•柯迪雅反对用高压的手段，来强制学生读书；他而且在教学时，总是以基督为轴心，尽量地把学生引到基督。他一方面让学生们用拉丁文会话，让学生们学习到典雅的拉丁文；他还教导学生们要虔诚爱主，多读主的话语，更深地认识祂的法则。 由于马杜林•柯迪雅亲自教授加尔文拉丁文，终于使加尔文的拉丁文造诣甚高,以致他所著的《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属灵名著。加尔文在文字工作上的成就，和他的拉丁文教授马杜林•柯迪雅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加尔文在马奇学院只读了几个月，一五二三年底他就转学到孟太古学院（College de Montaigu）。孟太古学院当时的校长是谭伯特(Pierre Tempete)。谭伯特很重视学生的道德纪律，要学生们效法中世纪苦行者的清苦生活。谭伯特要学生在灵命上进入更深；他要求学生们重视内心的敬虔，除了要学生读《虔诚的秘诀》（devotiomoderna），还要他们学习多马•甘培（Thomas a Kempis）著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学校当局让学生们在天主教的学府中度着隐士的生活，并不能隔绝学生加尔文与外界的接触。德国改革派领袖马丁路德的著作，纷纷被翻译成法文，源源不绝地流入法国，这些书籍成为加尔文的属灵粮食。而约翰•瓦利尔被火焚烧，壮烈殉道的消息给加尔文感觉到，一场改教的暴风雨即将临到法国。加尔文作为一个刚踏入学院门口的学生，起初没有意料到自己会是第二波的改教运动的主角。 一五二六年二月五日，坚决拥护罗马教皇的法国国会，通过一次法令，严禁印刷和出版马丁路德的法文书籍，也不许可任何人翻译使徒保罗的书信和约翰的启示录等。在两年的期间内，不少忠心爱主的人被天主教当局活活在火刑柱上烧死。这些忠贞的圣徒不肯向天主教堂内的雕像跪拜，他们因着阅读更正教的书籍。壮烈地为主殉道，他们在就难前表现得从容和镇定。殉道者包括奥古斯丁修道士约翰•查士特兰（John Chastellain）、宫廷律师的儿子桂南•卓伯（Guillaume Joubert）、年青的文员杰克斯•巴瓦勒斯（Jacques Pavannes）等。这时期的一连串的宗教迫害，给年轻的加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五二八年初，加尔文十九岁时，在孟太古学院获得文科学位（licencie es arts）；他本来有意继续攻读神学。可是他父亲在诺阳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发生激烈的争吵；他父亲因对天主教强烈不满，在盛怒之下，吩咐加尔文离开巴黎，到法国的奥尔良（Orleans）的大学转修法律。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加尔文从巴黎大学的孟太古学院转学到奥尔良大学，早先有意攻读神学，却转修法律，这样突然的转变，是由几个原因促成的。 从他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的观点出发，加尔文作为一个律师，有更丰厚的收入，有更多机会转入仕途，属世的前途也就无可限量。 从加尔文的观点出发，他应该顺服他的父亲，他应该孝敬父亲。 另一个原因是，加尔文发现罗马教廷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罗马教的迷信，则已经严重地亵渎神，侮慢神。在天主教的建制内所读的神学，内容掺杂着毒素，甚多不健康的、不正确的论点，这些论点根本是不符合圣经的。换言之，加尔文已无意接受天主教的神学论点。 在奥尔良大学，对加尔文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同乡奥利弗丹（Pierre Robert O1ivetan）。奥利弗丹也来自诺阳，他父亲是诺阳城的律师。奥利弗丹是加尔文的亲戚，年纪比加尔文大；当加尔文在巴黎读神学时，已经与奥利弗丹多有接触。在巴黎时，已经皈依更正教的奥利弗丹，在信仰上开始影响加尔文。是奥利弗丹开始带领加尔文成为福音派的。 奥利弗丹在奥尔良大学重点攻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速将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翻译为法文，以打破天主教对圣经知识的垄断。当时天主教采取愚民政策，不允许平信徒读圣经，不允许平信徒从神的话语，直接认识神。对于圣经的经文，惟独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有诠释的绝对权力。 奥利弗丹多年的心愿，并没有落空，他所翻译的法文圣经，终于在一五三五年出版；加尔文亲自用拉丁文，为新版的法文圣经，写了前言。在前言里，加尔文毫不隐瞒地见证说，是奥利弗丹把福音的基本真理，介绍给他。加尔文在前言中，完全站在被迫害的福音派这一边，他说：“如果我们从这一个国家被驱逐出境，应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被抛出地球之外，应记得，我们并非被抛出神的国度。”奥利弗丹后来逃避天主教的迫害，逃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里他加入了路德宗。 说完奥利弗丹对加尔文在灵性上的帮助，叙述一下加尔文在奥尔良大学学习主要科目法律的情形。奥尔良大学与巴黎大学有很大的分别。巴黎大学是由许多学院组合而成，即是所谓的学院大学（Collegiate university）；奥尔良大学只有一个法律系，注重民法（civil law），特别是民法中的教会法规（canon law）。 教导加尔文法律的奥尔良大学教授是当年法国鼎鼎有名的比勒•耶斯托（Pierre de l'Estoile）。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比勒•耶斯托是当时法国最卓越的法官，被称为律师王子（The Prince of French Lawyers），他曾任巴黎议会的主席。比勒•耶斯托忠心耿耿于罗马教廷，是天主教的中坚份子。比勒•耶斯托的妻子去世后，他更全心全意地维护天主教的传统和建制，出任了奥尔良教区的司祭长（Vicar-general）。 一五二八年二月三日，比勒•耶斯托代表奥尔良教区的主教，到首都巴黎参加一个宗教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的法律顾问布拉特红衣主教（Cardinal Antoine du Prat）——路德宗的敌视者。 在会议上，比勒•耶斯托与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一致决定，法国天主教要采取果断的措施，对付一切散布异端的人，取缔所有法文圣经的翻译者、印刷者、编辑者和读者。 这种把天主教的异见者一律视为异端的追随者，事实上是对真理的压制。这些法国宗教上的当权派，唯恐法国信徒读了神的话语——法文圣经之后，去追随神，而不再追随教皇。加尔文虽然从老师比勒•耶斯托学习到许多有用的法律和知识，但当比勒•耶斯托教授成为天主教保守派的卫道士时；加尔文毫不苟同附和，他已坚定地认识神的福音，并诊断腐朽的天主教应该改革。 前文说过，加尔文的同乡奥利弗丹开始在加尔文的心田里，播下了福音的种子。但是进一步深入地与加尔文讨论福音基本真理的人，却是一位梅尔乔•渥马（Melchior Wolmar）。 梅尔乔•渥马是一位希腊文教授，由于他接受了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并大力地宣扬这些马丁路德的看法，他在巴黎的处境也就十分危险，无法容身。一五二七年他从巴黎迁居到奥尔良，并在奥尔良私下教几个学生希腊文。加尔文也在这时由梅尔乔•渥马补习希腊文。 一五二九年春天，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阿尔夏蒂（Andreas Alciati）到伯哲大学（The Academy at Bourges）讲课；加尔文为了听课，遂即于同年夏天从奥尔良迁居到伯哲。一五三○年，梅尔乔•渥马应伯哲大学校监伯利女公爵（Duchess of Berry）拜格丽（Marguerite d' Angouleme）邀请，到伯哲大学教希腊文。加尔文在伯哲大学期间，重晤了梅尔乔•渥马。梅尔乔•渥马于是抓住机会，向加尔文传讲神的恩典的福音。 加尔文的彻底转变接受主，有点类似扫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经历的，他在《诗篇评注》（Commentary On the Psalms）的前言中，曾作见证说：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够看见了。先前我非常固执，耽溺于天主教的种种迷信，根本不容易从那迷信的泥淖中挣脱出来。但是，在突然之间，神转变了我，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我成为神手中一块可以被塑造的材料。由于我是如此真实地得着属灵的经历和知识，立刻激励我要好好地追求，以便在生命上能够更加长进。” 一五三一年三月，加尔文的父亲——格拉尔•加尔文——病倒；加尔文从伯哲大学，赶返家乡诺阳，并在父亲的病榻旁伺候父亲。他父亲的病情随着恶化，经过了两个月的治疗，结果抢救无效，终于在五月二十六日病殁。 加尔文的父亲逝世后不久，即一五三一年初，加尔文取得律师文凭，但这时加尔文无意成为一个执业的律师，决定顺从神的呼召，去专一事奉神。他在《诗篇评注》里，论及这件事： “当我还在孩提的时代，父亲就指定我，要我研读神学。但是后来当我父亲发现作律师这一行业，通常可以发财致富；我父亲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也就令他改变初衷，我于是顺从父亲的意愿，放弃了神学的学习，开始攻读法律。但是，由于神奥秘的引导，结果我一生的道路，又改变了方向。起初，我顽强地迷信罗马教皇的权力，以致我很难脱离这迷信的泥淖。感谢神，祂突然地转变我这刚硬的心，使我成为一个受教的人。” 难得加尔文在灵性上有突然的转变；他因着信，接受了神全备的福音。他的里面强烈地感觉到神的呼召，要他撇下属世的一切，忠心地事奉祂。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三一年六月，加尔文到达巴黎，在那里他潜心进修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为自己查考原文圣经打好基础；除此之外，他又反复阅读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属灵著作《神的城市》（City of God）。 在巴黎，加尔文有一个知交尼古拉斯•柯伯（Nicholas Cop），在巴黎大学任校长。 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根据惯例，身为大学校长的尼古拉斯•柯伯，要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在讲词中，尼古拉斯•柯伯说：“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是人类蒙福和蒙恩的来源。只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这方面要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是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这属天的智慧是这么满有荣耀，足够使世上的一切智慧相形失色。神为了把这智慧赐给我们，舍去祂的独生子，使祂道成肉身，以致不死的祂，要藉着死，来摧毁死亡的权势。这智慧在乎，我们因着信，白白地得着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这智慧是晓谕我们，那洁净我们内心并赐下永生的圣灵，是神应许给每一个基督徒的。” 整篇讲章大力攻击法国的天主教。尼古拉斯•柯伯在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时，谈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含意是反对拜偶像，即反对拜天主教堂内的偶像。在述及天主教的迫害时，则引述：“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在天主教势力范围内宣扬改革宗的信仰，散布马丁路德的观点，这在天主教的死硬派的眼中，是叛教的行为。天主教的保守派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s），于是在法国国会，弹劾尼古拉斯•柯伯；国会并通过决议，要以异端罪名逮捕尼古拉斯•柯伯。 尼古拉斯•柯伯原是一位医生，不够功力撰写这篇富有神学学问的讲章，天主教当局怀疑实际上是加尔文在背后执笔，并搜查加尔文的住宅。加尔文闻风迅速逃离巴黎，才不致被捕。 一五三四年初，加尔文正式放弃了诺阳天主教给他的圣俸，斩断了他和天主教的关系。 加尔文逃亡到珊东（Saintonge），在那里他的好友路易斯•迪勒（Louis du Tillet）庇护了他。路易斯•迪勒是克来士（Claix）地方的神父，是昂姑勒美（Angouleme）座堂的教士。路易斯•迪勒来自学者世家，藏书甚丰，书籍和抄本多达三四千本，加尔文埋首在书丛中，潜心阅读好几个月。最令加尔文遗憾的，是路易斯•迪勒虽然庇护了他，在感情上两人亲如手足；但在信仰上，路易斯•迪勒始终不肯脱离天主教，没有看清天主教的迷信和堕落，一直没有加入改教运动的队伍。 至于加尔文本人，他自认天生就害羞和懦弱，他宁愿随从、附和改教运动，也不愿充任改教运动的公开领袖。但是，神在暗中已经为他作好安排，环境和形势终于把他逼上不归路，他至终成为改革宗的领袖。他后来在全球性的改教运动中的影响力和地位，仅仅次于路德宗的马丁路德。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加尔文的名著《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的大纲，是在昂姑勒美（Angouleme）草拟的。在这时候，一场迫害更正教徒的暴风雨正逼近法国；为了制止这场腥风血雨。催促加尔文迅速把《基督教要义》付梓。 那是一五三四年十月八日星期日的事，天刚亮，巴黎许多显眼的地方，都张贴了反对天主教弥撒的告示，张贴者是福音派的信徒安东尼•马考特（Antoine Marcourt）。告示抨击教皇建制下所主持的弥撒是谬误的、自大的和傲慢的；其性质与主耶稣的晚餐完全相反。告示说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也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告示宣称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异端。 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面对这样凶猛的攻击天主教，愤怒至极，下令逮捕了许多福音派，把三十多个更正教徒送上火刑柱，内中包括曾在巴黎接待过加尔文的埃田尼•霍其（Etienne de la Forge）。埃田尼•霍其在一五三五年二月十六日被活活烧死。 在埃田尼•霍其殉道前一个月，加尔文已经逃亡到瑞士的城市巴塞尔（Basle）。巴塞尔的居民普遍说德文，加尔文因不谙德文，只和当地的少数法国人来往。 加尔文就在这样恶劣的情势下，为了答辩天主教对福音派的指控和诬蔑，为了澄清殉道者的冤情，尽速出版了《基督教要义》。 加尔文以书信体裁作为该书的序言，并将书信——序言——呈献给法兰西斯一世。在序言中，加尔文声称被火焚至死的人所坚持的是真理，并没有犯诽谤罪，他们绝不是天主教高层所诬控的异端份子，和叛乱份子。加尔文说，这些殉道者在主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加尔文这封致法国皇帝法兰西斯一世的书信，被后世赞扬为“世界伟大书信之一。” 《基督教要义》的拉丁文初版于一五三六年三月由巴塞尔闻名的出版商多马•柏拉特和巴哈萨•拉秀斯（Thomas Platter and Balthasar Lasius）出版。《要义》的初版模仿马丁路德的《简明教义问答》（Lesser Catechism），用问答体的体裁写出。这本书，不论是文章的结构上，或者是信仰的基要教义方面，都深深地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 初版的《要义》共分六章。第一章阐明十诫（The Law）：第二章是信经（Faith），注释使徒信经；第三章是注释主祷文（Prayer）；第四章探讨圣礼，包括浸礼和圣餐（The Sacraments）；第五章批判伪圣礼，揭发天主教伪圣礼的真相；第六章是叙述基督徒的自由、教会的组织法，与俗世政府的权力（Grace and Liberty）。 初版的《要义》玲珑细小，携带方便，印刷精美，而又行文流畅，大受读者欢迎。 一五三九年，《要义》的拉丁文版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增订后再版，比初版厚了三倍，读该书者仍很踊跃。 一五四一年，《要义》的法文版在瑞士的日内瓦，由米迦勒•波衣斯（Michel du Blois）出版商出版，法文版的《要义》已增订至十七章。 此后二十年中，几乎每隔数年，都再版《要义》，包括一五五七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到了一五五八年冬天，加尔文病得很重，他相信自己濒临死亡，于是在病中抽空，催促自己完成《要义》的最后修订。他的继承人伯撒（Theodore Beza）认为在《要义》的修订版中，加尔文的教训，和初版所持守的，是始终一致的，初版实际上是这本巨著的初稿。 《基督教要义》的修订版分为四卷，每卷题目按照使徒信经的次序，即父、子、圣灵，和教会。 《基督教要义》一书的出版，顿使加尔文成为更正教改革宗公认的领袖。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和阐述，奠定了他在基督教的权威地位。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三六年三月底，也即《基督教要义》发行时，加尔文在朋友路易斯•迪勒（Louis du Tillet）的陪同下，离开了逗留一年的巴塞尔（Basel），前往意大利的弗拉拉（Ferrara），托庇于福音派的弗拉拉公爵夫人。弗拉拉公爵夫人是法兰西斯一世的堂妹。她本人一向支持福音派；不过，由于她丈夫弗拉拉公爵受到教皇的影响，决意驱逐一群投靠他夫人的更正教人士。加尔文在走投无路时，被迫从巴塞尔绕道日内瓦，想要回到法国。 一五三六年七月间，加尔文借道日内瓦，预定在日内瓦投宿一晚，然后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想不到事情起了变化。 当时在日内瓦的，有来自法国的改革派布道家法诺勒（Guillaume Farel）。法诺勒打听到《基督教要义》作者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下榻于大熊旅舍（Bear Inn），就慕名赶到旅馆去拜会加尔文。 法诺勒于一四八九年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得救后脱离天主教，宣称主耶稣是整个基督教的根基、目标和元首，法诺勒并成为法国改革派的领袖。 法诺勒又从朋友路易斯•迪勒的口中，听到了不少加尔文的蒙恩事迹；法诺勒既是一个火热传扬福音的人，当然希望福音派的加尔文肯留在日内瓦，与他一起同工。加尔文起初婉拒法诺勒的挽留，直等到法诺勒向加尔文陈述当时日内瓦福音派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面对的危机；加尔文才改变初衷。 加尔文在《诗篇释义》（Commentary on the Psalms）的序言中，述及这件事： “法诺勒要我留在日内瓦，并非用忠告和催促性的劝勉，乃是用令人畏惧的强制性命令：这就好像是神从至高处伸出祂的手来抓住我似的。我本来想前往斯特拉斯堡退隐学习，但因战事发生，往那里去的直线通道已经封闭，我才决定绕道日内瓦，原定在日内瓦只度过一宿。不久之前，这位福音派法诺勒和另一位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已经尽力把天主教的势力从日内瓦赶出去。但是由于社会秩序不稳定，市民之间，出现派系斗争，产生许多危险分子。最近，某一个派别已经极邪恶地反叛了，并重新投入教皇的阵营。他们发现我在日内瓦的踪迹，并把我出现在日内瓦的消息张扬出去。于是法诺勒就千方百计地要挽留我。法诺勒是一个非常火热地传扬福音的人，他知道我会动身前往他地，以便从事我的特别的学术研究。他看到他用请求的方法无法挽留我；看到我在这样紧急的需要下，我仍立意他往；看到我拒绝在日内瓦提供帮助；他就发出咒诅，说他是为了神的喜悦，才咒诅我，说我不该偷安去法国潜心研究。他的话语令我震撼，令我畏惧，我于是把原定的行程搁置。” 瑞士和德国两地有明显的不同：德国采取的是君主制度；瑞士则由十三个小共和国组成。但是，圣灵的工作，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开在两地进行。 主首先在瑞士兴起了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一五一八年慈运理是苏黎世大公教堂（Great Minister Church）的神父，他详读新约圣经之后，深信因信称义，并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天主教对圣经单方面的解释。他于一五二三年，开始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进行改教运动。他坚持一丝不苟地遵行圣经的教训，把天主教的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一扫而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他甚至介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战争，结果于一五三一年战死沙场，逝世时年仅四十七岁。 神怎样在苏黎世动了善工，神也照样在日内瓦做工。日内瓦作为一个独立成市，人口不多，根据一五三七年的统计，在城堡之内有一千多座建筑物，居民则有一万人左右；另外在新扩建的市区盖有一百座谷仓和十二座磨坊。 日内瓦人口虽然不多，却十分重要，日内瓦与法国、萨伏衣公国（Duchy of Savoy）比邻，位于瑞士各小共和国的交汇之处，成为各方势力的缓冲地带。日内瓦一直维持着本身的独立地位。 一五三一年，在苏黎世的改革宗领袖慈运理逝世；翌年——一五三二年——十月，在伯恩奠定了改革派地位的法诺勒，从伯恩来到日内瓦。这一年，许多德国商人访问日内瓦时，也随身带来马丁路德的著作。这些马丁路德的书籍，加深了日内瓦各教堂的会众对改革派的认识，让信徒们看清天主教的堕落和腐败。 法诺勒的信息在日内瓦获得了良好的反应。法诺勒本是法国杰出的福音派布道家，他的口才流利，声音宏亮，句句带着能力，有效地打入听者的心灵。 反观在日内瓦的天主教，既消极，又被动，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未能动员天主教的追随者，去抗衡法诺勒所宣讲的改革主张。 一五三四年十月一日，日内瓦市议会为了摆脱天主教的辖制，把包姆主教（Bishop Pierrede la Baune）驱逐出境。日内瓦为了防备天主教的支持者萨伏衣公爵（Duke of Savoy）进行反扑，惟恐他对日内瓦进行武装干涉，就和伯恩缔结了军事攻守同盟。 在日内瓦的天主教居民在萨伏衣公爵的支持下，曾一度武装起来，却无法攻克日内瓦坚强的城堡；在战争最激烈的关头，伯恩市及时驰援，粉碎了天主教复辟的美梦。最后，伯恩攻陷了环绕日内瓦的亲天主教市镇，包括杰斯（Gex）、他侬（Thonon）、邓尼尔（Ternier），日内瓦才免除了天主教的军事威胁。 一五三五年五月，日内瓦已严禁天主教神父主持任何弥撒，日内瓦从此成为更正教信徒的城市。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初期，对日内瓦的城市生活，并不习惯，他一直是一个学者，适合于从事学术研究，已往没有牧养教会的经验，尤其是处理一个陷于一片混乱和满有宗教纠纷的社区。虽然加尔文有这些先天的缺陷，他却慢慢地适应下来，并且慢慢地突出了他在日内瓦显要的地位。 一五三六年十月初旬，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改革宗和天主教的神学家对于基督徒如何成义有一次争辩，加尔文在这场辩论中展现了他的特长。他以丰富的圣经知识和神学知识，把天主教的神学家驳得哑口无言。加尔文的口才于是为日内瓦所有改革宗人士所赏识。一五三六年底，他被日内瓦教会认可为正式的牧师和讲员。认真地说，当年无所谓按立牧师，并不是像现在由一个牧师团来按立牧师，而是取得市议会发出的牧师牌照。所有福音派的牧师，严格来说，都是日内瓦的公务员。换一句话说，处理宗教事务的，并非加尔文，也并非法诺勒或比勒•威勒特，而是日内瓦的市议会。 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改教运动的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以为改教者切断与天主教的关系之后，既抛弃了天主教谬误的教训，就不欲过问教会的生活和事务。 加尔文和法诺勒绝不是这种人，他们梦想的，是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一个带领和造就神的儿女的器皿，建立一个带领不信者成为神儿女的工具。加尔文认为真正的教会，必须采用人民所熟悉的语言来传扬神的福音，并按照基督所定的法则守圣餐，给予信徒饼和酒；而且实行严格的纪律，凡犯明显罪恶的人，不可以领受圣餐。 加尔文为了防备圣餐受到信仰不纯正的人所亵渎，要求市议会成立监督制度，即将权力赋予一群长老（希腊文为presbuteroi）。这便是长老制的产生，长老制有异于天主教的制度。长老会议（presbytery）的长老，开始时是由政府指派，经过了好几年，教会才得以自治、自立。加尔文最大的成就，就是奠定了长老制的原则，强调每一个信徒要单独地作信仰上的表白。在当时的日内瓦，每一个信徒个别地表白他的信仰，确实有必要，以便让人知道，哪一个人是忠于罗马教皇的，哪一个是信仰纯正福音的。信徒必须完全摆脱罗马教皇的制度。 惯于享受个人自由的日内瓦人不久与加尔文、法诺勒起了冲突。原因是日内瓦市议通过决议，任何市民都应当有权利领受圣餐，都应当参加圣餐的礼拜聚会；加尔文则坚持，凡未宣誓表白信仰的人，都不被许可领受圣餐。现在问题发生了，谁有权柄监督圣餐聚会？谁有权柄有资格维护圣餐的神圣性？是属世的权柄——日内瓦市议会？是属灵的权柄——神的仆人？ 一五三八年三月，二百人组成的小议会通过决议，日内瓦将遵照伯恩（Berne）的教会仪式，并依循伯恩的作法，让市议会管理教会。简单一句，日内瓦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倒向伯恩政府。日内瓦市议会这项决定是加尔文无法妥协和接受的。 一五三八年四月八日，一位日内瓦同工柯劳（Elie Couraud）在讲台上公开抨击市议会，结果被捕下狱。加尔文、法诺勒等同工和市议会的关系至此完全破裂。日内瓦市议会也无法再容忍他们数人。四月二十三日市议会开会决定，把加尔文、法诺勒驱逐出境。 加尔文听到驱逐令时，这样说： “如果我们在服事人，这实在是项恶劣的回报；但是我们所服事的，是宇宙间的主宰，祂一定会赏赐我们。”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心灵创伤的加尔文，经过了一段时间，才体会到和意识到，他被人从日内瓦放逐，是一个不能更改的铁定事实。他在多年前就有意到斯特拉斯堡，潜心阅读一些先圣的属灵书籍，不意会改往日内瓦；而这几年在日内瓦的事奉，到头来却蒙受重大的挫折。这时候，加尔文的信心多少有点动摇，他对已往被神呼召的信念，多少有点困惑。 感谢主，加尔文在主的光照中，逐渐地反省到，他在日内瓦服事时，不懂得技巧，太过刚毅。在牧养教会方面，由于年日短浅，毕竟经验不足，不懂得迁就软弱的信徒，表现得刚硬和幼稚。加尔文经过了反思，深信他若有另一次的机会，他处理的方式和办法将会有所不同，他将会更多仰望主的带领，更多依靠神的智慧。 当加尔文在日内瓦时，斯特拉斯堡的改革派领袖马丁•布舍（Martin Baucer）曾写信给加尔文，要加尔文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一个有恩赐的人，如果逃避事奉的职责，实际上是犯了严重的罪。马丁•布舍安慰加尔文说，假若你一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你事奉的地方，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正提供你这个机会，此时此刻，我们做出决定，你必须到我们这里来。 马丁•布舍甚至引用旧约圣经中约拿的例子。旧约时的先知约拿，反叛神，没有服从神的差遣，结果神的震怒临到约拿身上，神在狂风暴雨中向约拿追债，结果约拿被吞在鱼腹里。后来约拿向神认罪，并还了福音的债。马丁•布舍的话，令加尔文惊惧，他于是顺服神的带领，前往斯特拉斯堡。 一五三八年九月，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下来。 在当年，斯特拉斯堡是一个享有国际威望的大城市，是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所望尘莫及的。（编者注：时至今日，日内瓦的国际地位则远超过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在改革派领袖马丁•布舍的影响下，已经成为欧洲的改革派堡垒之一。加尔文从马丁•布舍，学习到他最缺乏的牧养教会和行政管理的经验。斯特拉斯堡，正如巴塞尔一样，大多数居民说德语；但该市有不少受到宗教迫害而逃离法国的难民；加尔文以法语向这些法国侨民传讲神的话语。听道的会众多达一万五千人。加尔文同时在这些操法语的改革派聚会中，担任牧养的工作。 很快地，加尔文刚到斯特拉斯堡的沮丧和困惑，就完全烟消云散。他被聘请在该市领导人佐汉•斯谭（Johann Sturm）创办的学校担任教师；他陪着马丁•布舍出席了不少的国际会议，从而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外交地位。 另一方面，在斯特拉斯堡，加尔文可以客观地、冷静地审视在德国的改教派的情况，在德国那里，国家政权正控制着教会，这正是加尔文所不想见到的。加尔文于是构思了某种模式，来处理政府和教会的关系。 最令加尔文感到勉励的，就是他在日内瓦未能有效付之实现的几个措施，马丁•布舍却成功地在斯特拉斯堡实行出来。这些措施包括：在教堂吟唱诗歌，青少年人必须被强制学习福音的基要真理，和只有真正信主的人才可以领受圣餐。 在教会的组织上，马丁•布舍的看法也影响了加尔文。马丁•布舍和加尔文都认为，长老（监督）的提名是教会的职责。他们两人引证使徒行传，指出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各个地方设立教会，按立长老，以维持信仰的纯正和完整，以杜绝异端邪说的散播。保罗和同工们所作的，是神明确的命令，是出乎圣灵在里面清楚的教导。加尔义和马丁•布舍深信，让教牧人员提名长老，是圣灵本身赋予同工们的神圣职责。 马丁•布舍把教会的职事分为四种：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加尔文承受了马丁•布舍的属灵教导，把这种教会模式确定下来。后来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就在教会的组织法中，根据马丁•布舍的建议，设立了上述的四种职事。 马丁•布舍大加尔文十七岁，加尔文视马丁•布舍如老师；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最大的收获，就是从马丁•布舍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功课。 马丁•布舍的名著《陈述》（Enarrationes）在法语地区，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假若拿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和《陈述》作一比较，会发现《基督教要义》与《陈述》在观点上有许多雷同的地方。换言之，《基督教要义》在许多地方取材于《陈述》，是毫无疑问的。若说《陈述》是《基督教要义》的主要案头参考书籍，绝不过分。 马丁•布舍在《陈述》中，认定教会是天上的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会包括了世界各处各族的基督徒。古今中外的选民，组成了一个教会；基督是整个身体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怎样能成为神的选民？成为一个肢体？乃是因着信，并有神的灵住在里面。马丁•布舍在《陈述》中，所强调的预选论，或说预定论，就成为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要义》的基调和中心思想。 马丁•布舍特别强调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至三十节：“因为祂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在斯特拉斯堡，加尔文出版了第一本圣经释义——《罗马书释义》。加尔文在此之后就陆续出版了好几卷圣经的释义，计有：摩西五经、约书亚记、诗篇、十二小先知书、以赛亚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歌罗西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加尔文在著作方面，有两样使他饮誉全世界，一是《基督教要义》的出版，一是释经书的出版。他为后世的解经书，开拓了道路，后人尊称加尔文为“释经之王”。 藉着这些解释圣经的书籍，加尔文把人带到基督的眼前，指示信徒生命之道；并藉之向信徒们见证神的尊严、权柄、恩典，以及教会的使命和责任。他摒弃了那些形而上学的、不切题目的、空幻的学究式的神学家的教条理论；用生命的话语，把圣经的人物、背景、属灵的意义，按着正意予以解释。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最令加尔文痛心疾首的，是改革派本身，并不能同心合一。最重大的分歧，出现在路德派和慈运理派之间。 马丁路德和慈运理是同时代的人物；慈运理坚称自己对福音的认识并不是从马丁路德来的。马丁路德带领德国的改教运动；慈运理则带领瑞士的改教运动。这两股力量在当时是平行和共存的。一五二九年，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两人在德国的马尔堡(Marburg)的一座城堡(Landgrafens-chloss Castle)会晤，企图收窄相互间的分歧，争取合一。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共同的看法；就是在圣餐的问题上，双方坚持己见。会晤的结果使分裂更扩大和更明显。加尔文为这次不可弥合的分裂而极度忧伤。 马丁路德对于主的晚餐有这样的看法，马丁路德认为：主曾说，这是我的身体，必须照字面解释。马丁路德的说法接近天主教的变质论；慈运理则认为：酒和饼仅仅是一个标记。 一五三一年，慈运理逝世，路德宗和慈运理派继续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慈运理逝世后十年，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用法文写成了《圣餐短论》（The Short Treatise of the Lord's Supper）。这篇短论有四十页之长。 加尔文对马丁路德的景仰远比对慈运理大。但是加尔文撰写这篇短文的真正目的，是要化解争论，而不是要偏袒任何一方。最主要的，加尔文所坚持的，是守圣餐要合乎圣经的教训，而不是盲目地跟从任何人；因此，马丁路德在看法上有不足的地方，加尔文也坦率地指明出来。 加尔文指出，不论是路德派，或者是慈运理派，基本的信仰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同声承认，当我们因着信，接受饼和酒的时候，我们确实分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摸到了主的恩典，我们在那里摸着了属灵的实际。” 加尔文说，藉着饼和杯，印证了神的应许，印证了神在基督里已经悦纳了我们，圣餐实际上是引领我们去敬拜神；另一方面，正如饼是从许多谷粒合而制成的，我们应当合一在那永不动摇的弟兄相爱中。 加尔文还认为，主的晚餐提醒我们，我们所犯的罪，无法逃避神的审判，是主耶稣的救赎，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主的晚餐就是见证神的恩典，见证基督的救赎。我们在擘饼和喝酒的时候，要思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再复活以便我们可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 加尔文的《圣餐短论》销行到欧洲各地，有一天，住在威腾堡（Wittenberg）的马丁路德走到当地一间有名的书店，是高尔兹（Maritz Goltz）经营的。高尔兹对马丁路德说，这里有一本小书，是讨论圣餐的，原来是用法文写的，现在有人把这本小册子译成拉丁文；据说作者是个青年人，叫约翰•加尔文，他在小册子中指出你和慈运理两人在圣餐的争论上各走极端，说你们两人都不够全面和平衡。马丁路德听了一笑，叫高尔兹拿来《圣餐短论》，并即时在书店里坐下来专心地细读。马丁路德读完小册子，对高尔兹说，加尔文是一个很有学问和纯正信仰的人，如果当年慈运理像他一样平和地对待问题，改革派之间的争辩，完全可以避免，至少也不会那样激烈厉害。 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改教运动的第一位伟大人物马丁路德，和第二位伟大人物加尔文，从来没有会过面。马丁路德比加尔文足足大了十四岁，因早出世，在属灵的经历上和对改教的贡献上，而走在加尔文的前头。然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接近程度，远远超越马丁路德和他同一辈的慈运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间，从未互相排斥，两人都曾透过第三者，向对方问候，并曾向对方吐露仰慕之情。 有一次，马丁路德致信马丁•布舍，信中说：“请代我向佐汉•斯谭（Johann Sturm）——另一位改革派领袖——和加尔文致敬礼。加尔文所写的书，我是特别喜欢阅读的。” 加尔文的朋友腓力•墨尔顿（Philip Melanc-hthon），在威腾堡大学任希腊文教授，与在该大学担任教授的马丁路德关系密切。墨尔顿曾对加尔文说，马丁路德很想与加尔文会晤，因为马丁路德一直对加尔文有良好的印象。加尔文则托墨尔顿，用加尔文的名字，恭恭敬敬地向马丁路德致敬。 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人，喜欢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他们从加尔文所著的《圣餐短论》中，找出加尔文批判马丁路德的地方，示之马丁路德；可是马丁路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和温柔。马丁路德说：“我希望加尔文有一天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加尔文是知道我们对他抱有好感的。” 加尔文听到马丁路德这样温和的反应，对法诺勒说，假如我们不被这种温和的态度所感动，那我们简直是一块石头了。至于我自己，我已深深地被他的宽宏温和所感动了。 一五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尔文写信给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信中这样说，我承认马丁路德是罕有的天才，他的灵魂拥有某种奇妙的力量，以及具有在一切试炼中保持镇静的能力；他曾经与敌基督的势力抗争，坚持至今仍然如此。我不折不扣地认为他是基督的伟大仆人。 最重要的发展，是加尔文亲笔用自己的名字写信给马丁路德，上款称呼“我最尊敬的父亲”，信的结尾说：“如果我可以亲自到你那里，即使相聚几小时也是快乐的，对于一切争议的问题，我情愿和你当面倾谈。不过，客观环境不容许我这样作，我只有期望不久在神的国里能够让我的心愿得着成全。再会吧！德高望重的长辈，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 可惜的是，这封信始终没有寄出，因为墨尔顿不愿作捎信人，墨尔顿认为，德国的路德宗和瑞士的改革宗已经壁垒分明，难于化解彼此间的成见，两派各走各路，已不再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两人之间的问题了。 就这样，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属灵伟人，都只能在生前透过第三者，向对方问安致意，却始终缘悭一面，相互之间的友谊未有进一步的发展。双方这样遥遥相对地向对方祝贺数年，双方始终无意移樽就教。两人终其一生，只能称为神交。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加尔文和法诺勒离开日内瓦之后，日内瓦一直动荡不安。许多人开始相信，日内瓦局势的混乱，是日内瓦人得罪了神，驱逐了神的仆人。 日内瓦形成了两派对峙的局面，法诺勒的朋友们，即改革宗的福音派，被称为法诺勒派，支持加尔文回日内瓦重拾局面。他们攻击那些与伯恩当局结盟的条约派（Articulants），是伯恩安插在日内瓦的内奸，目的是出卖日内瓦的权益。 法诺勒派一经转化为爱国派，日内瓦的情势也就不可收拾。一五四○年四月，在爱国情操的煽燃下，日内瓦发生了暴动，影响所及，支持伯恩政府的民兵司令约翰•腓力（John Phillippe）被判死刑；而驱逐加尔文和法诺勒的日内瓦二百人议会，则被解散。 日内瓦在权力真空的状况下，做出一个决定，要把他们的精神领袖加尔文和法诺勒接回日内瓦。 正在斯特拉斯堡专心服事主的加尔文，根本不想破坏安定的生活，无意回到一度驱逐过他的城市日内瓦。 这时候法诺勒正住在内沙特勒（Neuchatel）；加尔文写信给法诺勒，坦承自己无意重返日内瓦。不过，法诺勒始终不放过加尔文，甚至派人到斯特拉斯堡，喧嚷加尔文不能推卸和逃避对日内瓦的责任。这种情形，与当年法诺勒勉强加尔文住在日内瓦的强制手法如出一辙。至此，加尔文再次战栗起来，他所害怕的，不是人的施压，而是害怕他摔掉神呼召的轭。当他里面清楚神已经把这轭放在他身上，他终于让步了。 一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加尔文写信给法诺勒说：“要是我有任何选择的机会，我宁可作其它事情，而不在这件事上向你让步，但因我记起，我不再是属乎自己的人，我早就把我的心献给神作祭物。” 一五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根据《司可特史记》（Scott's History）的记载，来自日内瓦的传令兵，在加尔文前头引路，日内瓦各方面的显要人物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他再度回来。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当法诺勒正在争取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的时候，由于加尔文不露声色，斯特拉斯堡的居民并不知道一场拉锯战正在展开，并不知道加尔文可能告别斯特拉斯堡。一五四○年七月，加尔文成功地获得了斯特拉斯堡市民的身份资格；一五四○年十一月，加尔文更娶了当地的一位遗孀伊德莉特•比尔（Idelette de Bure）为妻。 加尔文结婚时还不到三十岁，他的婚姻毫无浪漫色彩，可说一波三折。 多年来，加尔文看到两位同工——法诺勒和马丁•布舍——都有美满的婚姻，也就非常羡慕。他表示有意结婚，条件是朋友们能为他物色到一位适合的对象。 第一位被介绍给加尔文的，是一位出身名门的贵族遗孀。加尔文害怕她会夸耀自己的门第和学问；其间加尔文曾经做出让步，条件是这位受过德文高深教育的贵族妇女同意学习法语，以便两人在婚后更易沟通。不过，这位贵族遗孀拒绝学习法语，这样一来，两人也就不再来往。 接着，又有人介绍另一位女子给加尔文，许多人都对这位女士有好评，加尔文也尽量迁就，并决定于一五四○年三月第一星期内结婚。但可喜的是，加尔文在筹备婚事期间，及时发现对方有些问题，必须重新考虑，必须及时刹车。一五四○年六月，加尔文写信给法诺勒说：“我还未找到妻子，我怀疑自己是否仍需要结婚。” 最后，加尔文接受了马丁•布舍的推荐，娶了伊德莉特•比尔为妻。 伊德莉特•比尔是一位重浸派（Anabaptist）信徒约翰•司徒德（John stordeur）的遗孀；约翰•司徒德因染上瘟疫，不治而逝。伊德莉特•比尔本人是一位敬虔贤慧的姊妹，完全符合加尔文最初寻找对象所列出的条件：“我所需要的妻子，不在乎她的美丽。她应具备的美德，须是谦虚、勤俭、忍耐、顺服而不自大，还要关心我的健康。”事实证明，加尔文的婚姻生活是快乐的和甜美的。 伊德莉特•比尔嫁给加尔文时，还带来两个与前夫约翰•司徒德所生的孩子。 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时，妻子伊德莉特•比尔也随着迁居到日内瓦。一五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伊德莉特•比尔为加尔文生下一个未足月的男孩。可惜的是，加尔文的独生子，只活了几天工夫，就离开人世。 加尔文答复朋友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的慰问信时，在信中这样说：“我的妻子要我谢谢你的关怀和慰问。我们确实为了我们的婴孩的死亡，内心深感悲痛。但我们的父神，对于什么是有益于祂的儿女的，知道得最清楚。”从此，加尔文再也没有亲生的孩子。加尔文个人的想法则不同，他曾说：“我的孩子们将遍布全世界。”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预言，他后来终于成为全世界千千万万人属灵的父亲。 一五四五年，加尔文的妻子伊德莉特•比尔染病；她挣扎在病床上，延医仍无效，卒之于一五四九年三月病故。加尔文在心爱的妻子病逝之后，再写信给比勒•威勒特，向他倾诉自己悲痛的心情：“你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脆弱。我若不是压制自己，实在不能持久地忍受悲痛。我的痛苦，并不是一般的。我已失去了终身最美好的伴侣—— 一位与我生死与共的伴侣。她是命中注定要作我的伴侣的。她在世时，是我在教会事奉上忠实的助手，在服事主方面她从未拦阻过我。在她生病的整个过程中，她也从未麻烦过我；但是她关怀孩子们的心，远比关怀自己的病况更甚。所以在她病逝前三天，我告诉她，我一定要对她的两个孩子，尽抚养、教育之责。” 加尔文身为两个孩子的继父,忠实地履行妻子临终的托付；加尔文爱两个孩子——雅各斯(Jacques)和犹狄（Judith）——如同自己亲生的孩子。 加尔文之所以伟大，不只是他所著述的长篇大论；而是表现在生活细节上。他深爱自己的妻子，也毫无偏心地爱护她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树立了基督徒家庭模范的榜样。加尔文既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在家庭生活方面，加尔文有着美好的见证。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三八年加尔文被逐出日内瓦时，是一个缺少经验的、鲁莽的、冲动的青年人，如今已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者。除此之外，人们还不自觉地敬畏他，因为在他身上，带着神所付托他的属灵的权柄。许多人抨击加尔文是日内瓦的独裁者，说他用铁腕和铁杖管治日内瓦。事实上他具有的，并非直接的统治权力，而是属灵方面的影响力。 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甫一个月，就制定和采用了《圣会律例》（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从马丁•布舍学习到的教会建制——即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在日内瓦实施出来。 《圣会律例》，为改革宗的教会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制度和建制基础。在这制度下，教会的大部分责任是由平信徒所产生的长老们承担；至于那些生活堕落、行为放荡的人，则由教会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Consistory）加以爱心劝诫，或以惩治，严重者——包括离经叛道者——则予以开除。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宗教热诚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反对，也引起了一些固步自封的传统派的牧师的不信任。他们的消极抵抗和抗拒心理使加尔文不能随心所愿地开拓事工。 一五四五年，一种剧毒的、致命的瘟疫侵袭目内瓦，加尔文要求服事那些被隔离在城外——堡垒外——一间临时医院的病人，市议员们以保障加尔文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加尔文对染病的人的服事和牧养。但在事后，一些市议员颠倒黑白，说加尔文鼓励巫医去接近染病者，以致巫医有机会把瘟疫恶毒地散播到日内瓦的每一角落。 加尔文所传扬的是纯正的福音，他痛斥所有的异端邪道。另一方面，他又指责那些行为不检、堕落腐败的人。根据宗教法庭的条例，陆续有一些不肯幡然悔改的人，被逐出教会。 当宗教法庭忠实履行职责时，日内瓦市议会则担忧，这么一来，教会无形中掌握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市议会如此处心积虑地企图限制教会的权力，使得市议会和加尔文之间往往为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争执。 当时日内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一个由二十四名男士组成的小议会（Petit Conseil）小议会可以挑选二百人，成立二百人议会；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又可从中遴选出六十人，组成六十人议会。但是归根结蒂，二十四人组成的小议会，始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控制了二十四人中的大多数席位，谁就掌握了权力。一般的情形，当人们提及日内瓦市议会时，即是指二十四人小议会。 加尔文初到日内瓦时，并非日内瓦的市民或户主，他于是没有资格担任大小议会的议员。加尔文真正权力的来源，是他的精神上的影响力。一些人视他为精神领袖，由于敬佩他，认同他的主张，而将他的献策，予以立法，再付诸实行。有一时期，他与小议会处于蜜月时期，他的主张，就较顺利地得着落实。另一时期，他与小议会的关系处于低潮，执行时就比较棘手。在任何情况下，日内瓦普遍的市民，都从加尔文的身上，隐约地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和难以言述的权威。这实际上是神赋予加尔文的属灵的权柄。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四九年，在加尔文多年的斡旋、调解、努力下，加尔文进行的改革派合一运动，取得了光辉的成果。 历史上有名的苏黎世协议（Agreement of Zurich），由日内瓦、苏黎世（Zurich）、内沙特勒（Neuchatel）三个地方的改革派教会签署。三地教会在二十六项基本信仰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些基本信仰后来被苏格兰、法国、波兰等地方的改革宗的教会所接纳。 加尔文在信仰上的执着和不妥协，在塞维杜斯事件充份地显明出来。塞维杜斯事件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所遭遇的最大悲剧。即是在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日内瓦把信仰上的异端分子塞维杜斯（Michael Servetus）予以火焚。 塞维杜斯是西班牙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医生，又是律师，兼且是神学家。 一五五三年，他发表著作——《基督教的恢复》（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公开地批判加尔文的名著《基督教要义》。在《基督教的恢复》一书中，塞维杜斯亵渎神，否认三位一体的神；这本书使他列入日内瓦通缉犯的黑名单中。 塞维杜斯对三位一体的神的否认，同样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一五五三年四月五日，塞维杜斯的踪迹在法国境内被发现，法国当局遂即将他逮捕，并将他囚禁于里昂（Lyon）。好在次日他及时从监狱逃跑，否则他难逃火刑的厄运。 塞维杜斯逃离法国监狱后，在各地流亡了四个月，之后就潜伏在日内瓦。 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主日，塞维杜斯到礼拜堂听加尔文讲道，被一些会众辨认出来，结果被日内瓦当局正式逮捕。加尔文代表教会正式审问塞维杜斯。审讯拖延了好几个月，塞维杜斯因着异端者的罪名，被判决要活活烧死。 在处死之前，塞维杜斯突然要求加尔文赦免他，加尔文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你应当恳求神的宽恕，你亵渎了神，因你想否定三位一体，而这三位一体正是神的本质。你倒不如求神的儿子赦免你，因你已伤害了祂，事实上你否认祂是救主。 塞维杜斯就刑时，喊说，神永远的儿子啊，可怜我吧！ 塞维杜斯被火焚之后，各方面都有人抨击加尔文，说他为人残忍、独裁；但是加尔文认为，否认三位一体的神性是严重的事，是正面攻击神的救赎，和否定改教工作。 一五五四年，加尔文用拉丁文著述了《三位一体神性之正统性的辩护》（Defense contre la Foi orthordoxe Sue la Sainte Trinite），来揭发塞维杜斯所散布的异端。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日内瓦有一些贵族出身的人，沉湎于已往的放荡生活，希望重开夜总会，希望能像往常一样，继续跳舞、赌博、收养情妇，继续在罪恶中癫狂。这些不肯悔改的人，当然不喜欢加尔文，他们说加尔文身为法国人，不应在日内瓦被人盲目地信任，更不应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恰在此时，有一位日内瓦望族白锡里（Philbert Berthelier），不久之前，因道德败坏，被宗教法庭禁止他领受圣餐。那些对加尔文嫉妒的人，就想利用白锡里，来挑战加尔文的权威地位。 白锡里在那些不满加尔文的市议员的怂恿下，把请求恢复圣餐的上诉书，呈交小议会，而不是呈交宗教法庭。小议会通过决议，裁决白锡里有领受圣餐的权利。 这件事对加尔文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他若向小议会屈服，不啻承认国家有凌驾教会和宗教法庭的权力。倘若他向小议会屈服，让不服教会管教的白锡里玷污圣餐，那他将无法在日内瓦继续开展改革工作。至于他在日内瓦教会中所制定的许多规章和法则，也必无人信服而遵循。 一五五三年九月三日主日，加尔文在圣彼得堂（St.Peter's Cathedral）讲解使徒行传，那一天他的中心信息是讲到侮慢和不尊重圣餐的邪恶。 加尔文大声喊道：“我宁可被杀害，也不会将神的圣物递给被谴责为蔑视主的人。”当时教堂里的气氛是很紧张的，仿佛神亲自来到聚会中间。在这时候，与教会敌对的人也忐忑不安；白锡里不敢在教堂露面。 一五五三年十一月七日，二百人议会开会讨论白锡里事件，以大多数票数裁定，禁止领取圣餐的最后决定权操之于小议会。似乎加尔文面临一次重大的挫败，他甚至想到离开日内瓦。 一五五五年，小议会的权力组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原因是那年日内瓦的人口剧增至一万五千人，新移民主要来自法国，内中有许多是富有并受过高深教育的，包括印刷商爱斯田（Rober Estienne），名律师可拉顿（Germain Colladon）和企业家诺曼底（Laurent de Normandie）。这些法国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本是改革派，因逃避法国天主教的宗教迫害，才挟巨资移居到日内瓦。日内瓦市政府正在此时遭遇经济困难，突然在四月十八日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外来的移民缴纳一笔可观的费用，就可以成为拥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的日内瓦市民。换言之，这些新贵可以被选为小议会的议员。 一五五五年五月，来自法国的改革派在小议会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在法国时已经敬仰加尔文，视加尔文为改革派的属灵领袖。从此小议会成为加尔文派所掌握，再也不会制肘和反对加尔文了。 一五五六年之后，仍陆续有改革宗的信徒，从英国和意大利，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宗教迫害，纷纷逃难到日内瓦。至此，加尔文只好呼吁各国的加尔文派信徒，不要渲染日内瓦为改革宗的另一罗马。日内瓦的资源有限，实在无法负荷源源不绝的人流。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前文述及，在日内瓦，有一批人，非常仇视加尔文。这些人，缅怀往昔的无拘无束、放任堕落的生活，不习惯在宗教法庭的管束下，动辄受到严厉的处分。 这些反对加尔文的人组织了一个团体，称之为放任主义者（Libertines）。这个组织的头目法学尔（Favre），是一个腐化的贵族，他女儿弗兰西丝卡（Francisca）则嫁给日内瓦的将军阿密•贝林（Ami Perrin）。有了这个裙带关系，放任派的气焰更加嚣张。 本来阿密•贝林将军是加尔文的朋友；加尔文一向谑称将军为“滑稽的凯撒”（Comic Caesar）。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贝林将军从此视加尔文为眼中钉。 那次是贝林将军和议员康纳（Corna）参加一个婚宴，在兴致勃勃下跳起舞来，这就触犯了日内瓦严明的宗教禁令，构成了罪状，两位显赫人物都锒铛入狱。康纳出狱后悔过自新，行为有重大的改变。贝林将军出狱后，则愤愤不平。将军认为自己是日内瓦的头面人物，实在咽不下这个奇耻大辱。 贝林将军与加尔文从此隔阂加深，似乎毫无转圜的余地。不过，加尔文有意和将军和解，愿摒弃前嫌，为此加尔文写了一封信给贝林将军，劝喻他遵从神的法律，但是贝林将军不为所动，仍然到处煽风点火，一味反对加尔文。 没有多久，贝林将军被日内瓦当局发现，他正勾结法国政府，暗中效忠法王亨利二世（Henry Ⅱ），并在日内瓦从事秘密的间谍活动。贝林将军既对日内瓦叛逆不忠，他在日内瓦所担任的全部职位，也就被市议会予以解除。 不过，放任派仍然支持贝林将军，群众也仍然盲目追随他，大批暴徒闯入市政厅，演变成一场暴动。 在这关键的时刻，加尔文不顾自己的安危，要求群众冷静下来。加尔文总算以一个教会领袖的属灵权威，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贝林将军也藉着这场群众闹事，逼使日内瓦议会恢复了他的职位。 贝林在尝到群众的街头暴动的甜头之后，后来又掀起另一次的暴动，不过这一次暴动，被市议会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予以粉碎。市议会后来又发现，未成功的街头暴动，原来是一个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结果贝林以失败收场。 贝林将军和追随他的放任派，也觉得日内瓦并非久居之地，于是遁逃到伯恩。日内瓦在贝林将军出走后，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死刑。 处处与加尔文作对的贝林将军的溃败，使加尔文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能更从容地、无阻碍地去捍卫纯正的福音真理，并可保证教会的建制和法则，不受政权的侵犯。在加尔文派议员的拥戴下，加尔文实际上掌握了日内瓦的大权。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五九年六月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Academy of Geneva），由他的亲信伯撒（Theodore Beza）担任首届校长兼希腊文教授。加尔文很快地把日内瓦学院，变成法文地区改革宗的摇篮地。 同一年，法国三十个地方的改革宗教会聚集在巴黎，参加第一届全国大会。五年后，即一五六一年，法语的改革派教会已增至两千一百五十个，这些法语教会需要大批的法语牧师，去担任牧养工作和培灵工作。大批有心事奉的人，拥到日内瓦，接受加尔文的教导；至于年青的一辈，就争取进入日内瓦学院，接受改革宗的神学教育和训练。 在日内瓦学院的学生中，杰出的有来自英国的多马•波莱（Thomas Bodley），还有苏格兰的改革宗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以及第二代的改革宗首领兰伯•达鲁（Lambert Daneau）。 到了这时，加尔文的属灵影响力，也就不再局限于法语地区，随着时日的推移，逐渐扩大到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意大利。 加尔文的工作量惊人，在一五四九年之前，他一星期有三天在下午五时讲道。在主日则要连续讲三堂道。一五四九年之后，他将讲道削减至两星期讲一次；主日则削减至讲两堂道。但在星期五，他则循例到日内瓦学院授课。 一五四九年,一位弟兄拉瓜尼亚(Denis Raguenier)开始将加尔文的讲道信息速记下来，致使后世能读到加尔文的两千篇讲章。 加尔文除了讲道，还要处理大量的教会行政事务。这么多繁重的工作，在他中年时已影响了他的健康。一五五九年，他的健康情况恶化，当他对《基督教要义》进行最后校订时，他事实上已疲弱不堪，既发高烧，又有胃痛。 一五六四年二月，加尔文因劳累过度，百病丛生。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一群改革派医生——当年欧洲最优秀的医生——劝告他要小心身体。但是，加尔文由于责任心重，不为所动，仍然趁别人睡觉时，爬起来撰写他的巨著。 一五六四年二月八日，加尔文致信蒙彼利埃的医生们，感谢他们的关怀。在信中，加尔文说：“二十年前，我在巴黎时，已经得到那里名医的善意劝喻，要我保重自己的身体，但是在那些日子，我还没有患上关节炎、肾结石、肠胃炎、痔疮等，也还没有咳出血来，但是今天，这些疾病，成群结队地，如大军压境，使我窒息。” 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加尔文召集同工们到他的床前，向他们说临别的话语。加尔文说： “我有许多失败软弱，是你们多年来曾忍受的。具体地说，我所作的，实际上毫无价值。我重复地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有一件我必须强调的，我虽然不满意我天性的软弱，我的内心却是一直敬畏神的，我的动机也是善意的。在我离开你们之后，我祈求你们，忘记我的缺点，若有什么优点你们可以学习的，请你们以这些为榜样。” 加尔文谦恭有礼地与每一个同工握手，每一个人离开时都泣不成声。 钟马田这样评述加尔文：“加尔文身材瘦弱，脸色苍白，他一个人怎能日理万机，不歇地讲道，实在令人无法想象。加尔文教导人们首先要荣耀神，强调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若蒙福做成任何事，他必须知道，真正完成这工作的，毕竟是神自己。” 加尔文的同工尼古拉斯•科拉登（Nicholas Colladon）在《加尔文的生平》（Life of Calvin）一书中，这样总结了加尔文的一生： “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与他比拟，谁能数得清他一生的成就？我怀疑当代没有人比他更值得聆听、回应和叙述。他的著作甚丰，其庞大的数量和内容已经足够令人震惊，更谈不上去详读这些巨著。他不分昼夜地事奉主，许多人为他健康祷告，劝他多多休息，他总是不肯听。他不肯停歇工作，直至临终前八小时，他的嗓音起了变化，他才停止口授。” 一五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加尔文歇下他的劳苦,告别了人世。他被埋葬在布兰巴拉(Plainpalais)的坟场。坟墓上没有碑石作为标志。他个人的哀荣并不重要，因他一生都把荣耀归给神。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1.Alister E.McGrath著的A Life of John Calvin 2.B.Hall著的John Calvin 3.T.H.L.Parker著的Portrait of Calvin 4.Alexandre Ganoczy著的The Young Calvin 5.J.T.McNeill著的Life and Teaching of John Calvin 6.John Cadier著的Calvin et Saint Augustin 7.Lefferts A.Loetscher著的A Brief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s 8.H.Eells著的Martin Bucer and the Conversionof John Calvin 9.J.T.Hoogstra著的John Calvin，ContemporaryProphet 10.E.Mulhaupt著的 Luther and Calvin 11.R.S.Wallace著的Calvin，Geneva and R-eformation 12.Andrew Miller著的Miller's Church History 13.R.N.Carew Hunt著的John Calvin 14.Theodore Beza著的Life of Calvin 15.G.R.Potter和M.Greengrass合著的John Calvin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