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三六年三月底，也即《基督教要义》发行时，加尔文在朋友路易斯•迪勒（Louis du Tillet）的陪同下，离开了逗留一年的巴塞尔（Basel），前往意大利的弗拉拉（Ferrara），托庇于福音派的弗拉拉公爵夫人。弗拉拉公爵夫人是法兰西斯一世的堂妹。她本人一向支持福音派；不过，由于她丈夫弗拉拉公爵受到教皇的影响，决意驱逐一群投靠他夫人的更正教人士。加尔文在走投无路时，被迫从巴塞尔绕道日内瓦，想要回到法国。 一五三六年七月间，加尔文借道日内瓦，预定在日内瓦投宿一晚，然后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想不到事情起了变化。 当时在日内瓦的，有来自法国的改革派布道家法诺勒（Guillaume Farel）。法诺勒打听到《基督教要义》作者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下榻于大熊旅舍（Bear Inn），就慕名赶到旅馆去拜会加尔文。 法诺勒于一四八九年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得救后脱离天主教，宣称主耶稣是整个基督教的根基、目标和元首，法诺勒并成为法国改革派的领袖。 法诺勒又从朋友路易斯•迪勒的口中，听到了不少加尔文的蒙恩事迹；法诺勒既是一个火热传扬福音的人，当然希望福音派的加尔文肯留在日内瓦，与他一起同工。加尔文起初婉拒法诺勒的挽留，直等到法诺勒向加尔文陈述当时日内瓦福音派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面对的危机；加尔文才改变初衷。 加尔文在《诗篇释义》（Commentary on the Psalms）的序言中，述及这件事： “法诺勒要我留在日内瓦，并非用忠告和催促性的劝勉，乃是用令人畏惧的强制性命令：这就好像是神从至高处伸出祂的手来抓住我似的。我本来想前往斯特拉斯堡退隐学习，但因战事发生，往那里去的直线通道已经封闭，我才决定绕道日内瓦，原定在日内瓦只度过一宿。不久之前，这位福音派法诺勒和另一位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已经尽力把天主教的势力从日内瓦赶出去。但是由于社会秩序不稳定，市民之间，出现派系斗争，产生许多危险分子。最近，某一个派别已经极邪恶地反叛了，并重新投入教皇的阵营。他们发现我在日内瓦的踪迹，并把我出现在日内瓦的消息张扬出去。于是法诺勒就千方百计地要挽留我。法诺勒是一个非常火热地传扬福音的人，他知道我会动身前往他地，以便从事我的特别的学术研究。他看到他用请求的方法无法挽留我；看到我在这样紧急的需要下，我仍立意他往；看到我拒绝在日内瓦提供帮助；他就发出咒诅，说他是为了神的喜悦，才咒诅我，说我不该偷安去法国潜心研究。他的话语令我震撼，令我畏惧，我于是把原定的行程搁置。” 瑞士和德国两地有明显的不同：德国采取的是君主制度；瑞士则由十三个小共和国组成。但是，圣灵的工作，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开在两地进行。 主首先在瑞士兴起了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一五一八年慈运理是苏黎世大公教堂（Great Minister Church）的神父，他详读新约圣经之后，深信因信称义，并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天主教对圣经单方面的解释。他于一五二三年，开始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进行改教运动。他坚持一丝不苟地遵行圣经的教训，把天主教的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一扫而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他甚至介入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战争，结果于一五三一年战死沙场，逝世时年仅四十七岁。 神怎样在苏黎世动了善工，神也照样在日内瓦做工。日内瓦作为一个独立成市，人口不多，根据一五三七年的统计，在城堡之内有一千多座建筑物，居民则有一万人左右；另外在新扩建的市区盖有一百座谷仓和十二座磨坊。 日内瓦人口虽然不多，却十分重要，日内瓦与法国、萨伏衣公国（Duchy of Savoy）比邻，位于瑞士各小共和国的交汇之处，成为各方势力的缓冲地带。日内瓦一直维持着本身的独立地位。 一五三一年，在苏黎世的改革宗领袖慈运理逝世；翌年——一五三二年——十月，在伯恩奠定了改革派地位的法诺勒，从伯恩来到日内瓦。这一年，许多德国商人访问日内瓦时，也随身带来马丁路德的著作。这些马丁路德的书籍，加深了日内瓦各教堂的会众对改革派的认识，让信徒们看清天主教的堕落和腐败。 法诺勒的信息在日内瓦获得了良好的反应。法诺勒本是法国杰出的福音派布道家，他的口才流利，声音宏亮，句句带着能力，有效地打入听者的心灵。 反观在日内瓦的天主教，既消极，又被动，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未能动员天主教的追随者，去抗衡法诺勒所宣讲的改革主张。 一五三四年十月一日，日内瓦市议会为了摆脱天主教的辖制，把包姆主教（Bishop Pierrede la Baune）驱逐出境。日内瓦为了防备天主教的支持者萨伏衣公爵（Duke of Savoy）进行反扑，惟恐他对日内瓦进行武装干涉，就和伯恩缔结了军事攻守同盟。 在日内瓦的天主教居民在萨伏衣公爵的支持下，曾一度武装起来，却无法攻克日内瓦坚强的城堡；在战争最激烈的关头，伯恩市及时驰援，粉碎了天主教复辟的美梦。最后，伯恩攻陷了环绕日内瓦的亲天主教市镇，包括杰斯（Gex）、他侬（Thonon）、邓尼尔（Ternier），日内瓦才免除了天主教的军事威胁。 一五三五年五月，日内瓦已严禁天主教神父主持任何弥撒，日内瓦从此成为更正教信徒的城市。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初期，对日内瓦的城市生活，并不习惯，他一直是一个学者，适合于从事学术研究，已往没有牧养教会的经验，尤其是处理一个陷于一片混乱和满有宗教纠纷的社区。虽然加尔文有这些先天的缺陷，他却慢慢地适应下来，并且慢慢地突出了他在日内瓦显要的地位。 一五三六年十月初旬，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改革宗和天主教的神学家对于基督徒如何成义有一次争辩，加尔文在这场辩论中展现了他的特长。他以丰富的圣经知识和神学知识，把天主教的神学家驳得哑口无言。加尔文的口才于是为日内瓦所有改革宗人士所赏识。一五三六年底，他被日内瓦教会认可为正式的牧师和讲员。认真地说，当年无所谓按立牧师，并不是像现在由一个牧师团来按立牧师，而是取得市议会发出的牧师牌照。所有福音派的牧师，严格来说，都是日内瓦的公务员。换一句话说，处理宗教事务的，并非加尔文，也并非法诺勒或比勒•威勒特，而是日内瓦的市议会。 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改教运动的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以为改教者切断与天主教的关系之后，既抛弃了天主教谬误的教训，就不欲过问教会的生活和事务。 加尔文和法诺勒绝不是这种人，他们梦想的，是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一个带领和造就神的儿女的器皿，建立一个带领不信者成为神儿女的工具。加尔文认为真正的教会，必须采用人民所熟悉的语言来传扬神的福音，并按照基督所定的法则守圣餐，给予信徒饼和酒；而且实行严格的纪律，凡犯明显罪恶的人，不可以领受圣餐。 加尔文为了防备圣餐受到信仰不纯正的人所亵渎，要求市议会成立监督制度，即将权力赋予一群长老（希腊文为presbuteroi）。这便是长老制的产生，长老制有异于天主教的制度。长老会议（presbytery）的长老，开始时是由政府指派，经过了好几年，教会才得以自治、自立。加尔文最大的成就，就是奠定了长老制的原则，强调每一个信徒要单独地作信仰上的表白。在当时的日内瓦，每一个信徒个别地表白他的信仰，确实有必要，以便让人知道，哪一个人是忠于罗马教皇的，哪一个是信仰纯正福音的。信徒必须完全摆脱罗马教皇的制度。 惯于享受个人自由的日内瓦人不久与加尔文、法诺勒起了冲突。原因是日内瓦市议通过决议，任何市民都应当有权利领受圣餐，都应当参加圣餐的礼拜聚会；加尔文则坚持，凡未宣誓表白信仰的人，都不被许可领受圣餐。现在问题发生了，谁有权柄监督圣餐聚会？谁有权柄有资格维护圣餐的神圣性？是属世的权柄——日内瓦市议会？是属灵的权柄——神的仆人？ 一五三八年三月，二百人组成的小议会通过决议，日内瓦将遵照伯恩（Berne）的教会仪式，并依循伯恩的作法，让市议会管理教会。简单一句，日内瓦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倒向伯恩政府。日内瓦市议会这项决定是加尔文无法妥协和接受的。 一五三八年四月八日，一位日内瓦同工柯劳（Elie Couraud）在讲台上公开抨击市议会，结果被捕下狱。加尔文、法诺勒等同工和市议会的关系至此完全破裂。日内瓦市议会也无法再容忍他们数人。四月二十三日市议会开会决定，把加尔文、法诺勒驱逐出境。 加尔文听到驱逐令时，这样说： “如果我们在服事人，这实在是项恶劣的回报；但是我们所服事的，是宇宙间的主宰，祂一定会赏赐我们。”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