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 经典读物《戴德生小传》

很少人像戴德生那样为了神的缘故去关心中国。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而改穿中国人的服装。他冲破宗派间的屏障而成立了超宗派的差传队伍。他一直有一个异象，即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每一角落。他的动机不是来自鲁莽的冒险，也不是来自个人的满足感，而是深切地关怀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中国人。他对于神的信实从不怀疑，这信心成为他毕生推动的力量。戴德生说过：“假若我有千镑黄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如今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也应以同样的信心作出回应，把他们的一生交托给神，来证实神是信实可靠的。今天正是时候，我们应该关心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平信徒也好，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也好，阅读戴德生传记，正好适合这时代的需要。 

如今西方的信徒享有各种的自由和方便；反观中国的众教会，不论是已往，或是今日，他们所表显的忍耐和坚强，实在足以使那些在西方享惯安逸的人感到羞愧。在中国的信徒们，只是单纯地相信，有一位永活的神，祂已经说出祂的话语，祂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信赖的，祂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在戴德生的传记中，陈述了一些简单的原则，包括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真理的顺服、信靠神的祷告，和持久的忍耐。戴德生的传略，像一面镜子，催促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更认真地省察自己。愿神用戴德生的一生来勉励我们。愿荣耀归给神。

先从本书主角戴德生的曾祖父戴雅各说起。 

一七七六年二月一日，在约克郡（Yorkshire）的一个山谷罗莱斯顿（Royston Valley），有一个泥水匠戴雅各(James Taylor），迎娶了贝蒂（Dame Betty Shaw）。在这结婚的大喜日子，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的经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一直萦绕在戴雅各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戴雅各是一个循道会（Methodists）的热心信徒，就在他与贝蒂结婚的那一天，仍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立下心志，要使这个家，成为事奉神的家。 

几年之后，戴雅各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搬到约克郡的小城巴恩斯莱（Barnsley）。戴雅各当水泥匠的收入，那时已不敷一家大小的开支，他就在巴恩斯莱另找工作。他后来在镇长贝克特（Joseph Beckett）开设的亚麻布加工厂工作，每周薪金十三先令六便士。 

戴雅各的生活艰苦朴素，每周全家的花费，限定在十二先令之内。不管妻子和孩子有什么急需，每周所用的，只限定为十二先令，不准超额。他的薪水则是十三先令六便士，省下的一先令六便士，是留下来奉献给神的事工和穷人。戴雅各这种舍己为神的奉献心愿，给他的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巴恩斯莱是英国最堕落的城镇之一，醉酒、赌博、嫖妓样样都有，可说无恶不作。戴雅各在这堕落的环境中，仍然清心爱主。他们把家里的厨房打扫干净，略加修饰，找到一些有心追求主的邻居，一同在厨房里有家庭聚会。许多人参加聚会之后，都说戴雅各和妻子贝蒂实在是认识神的人，他们常能向别人提供灵性上的帮助。 

家庭聚会有了一段日子，就有七位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地开始了一个循道会的聚会；他们推选戴雅各为传道人。戴雅各遵照使徒的教训，常作露天布道。当他在巴恩斯莱的老桥（Old Bridge）和街市（Market Place）一次又一次地作露天布道时，他实际上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那里的地痞流氓，厌弃神的福音。有一次他们向戴雅各投掷石头和垃圾，把戴雅各击倒，把他拖进污泥中。戴雅各至终被人救出来；然而他不反悔，下次又去传福音。 

又有一次，有人用捣成粉状的玻璃粉末，并将之和烂泥混合，然后乘戴雅各聚会完回家时，将玻璃碎的烂泥，硬擦人戴雅各的眼睛，蓄意使这位福音使者终身盲眼。 

当戴雅各被坏人袭击时，由于眼睛受创，一时看不到东西南北，若不是镇长贝克特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戴雅各在家养病三个月之后，主耶稣医治了他，使他不至失明，而能照常到亚麻布厂上班。戴雅各的老板，亦即镇长贝克特，认出凶徒是谁，要戴雅各到法庭控告他，但是戴雅各不愿这样作，只是说，我知道主耶稣能够对付他们，我情愿把这件事交在祂的手里。 

结果镇长贝克特亲自上诉那个凶徒。那凶徒不认罪，他在法庭上的见证箱上发毒誓说，我从来没有作过这件事，若是我作的，愿神使我终身盲眼。不久，整个巴恩斯莱的人都知道，这个发毒誓的凶徒，不久真的失明。在他余生中，他要靠一条狗带路，并且穷困潦倒。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到过巴恩斯莱传福音之后，戴雅各的聚会的人数急速增加，戴雅各的厨房再也容纳不下聚会的人数，这个家庭聚会于是在巴恩斯莱城镇最热闹的地区宾福特山（Pinfold Hill）建造了一间小教堂。第一个被接纳为小教堂的新会友的，就是戴雅各的大儿子戴约翰（John Taylor）——也就是这本书主角戴德生的祖父。 

一七九五年戴雅各逝世，他的大儿子戴约翰于是担负了全家的经济责任。戴约翰虽然只有十七岁，已能承接父亲的衣钵，成为亚麻布针织机的熟手。亚麻布织品——包括床单、桌布、手绢、衣裳等——那时已经成为巴恩斯莱的主要工业。由于戴约翰勤劳地工作，后来他在亚麻布织品机器零件的经营上获得成就。 

一七九九年五月，戴约翰娶了玛丽（Mary Shepherd）为妻。玛丽是约克郡一座监狱的狱长威廉•沙弗特（William Shepherd）的女儿。这位狱长脾气很好，对待犯人很有耐心和态度温和，是一位很有见证的基督徒。他也是循道会早期的传道人之一。 

戴约翰有七个儿女，三个女儿，四个男孩子。第二男孩子戴雅各（James Taylor）即是本书主角戴德生的父亲。 

戴雅各小时候就想学医科，但是由于读医科很艰苦，非他所能胜任，他后来就改读药剂学。他十四岁到外埠去当学徒，七年之后，即一八二七年，才学成回家。 

戴雅各经营的药店的生意，并不影响他孜孜不倦的读书习惯，他可以说是无所不读，涉猎的范围很广泛。他除了读圣经之外，还阅读讲道人的讲章，以及属灵伟人的传记。 

由于戴雅各药店的生意蒸蒸日上，就出资在毕特街（Pitt Street）和约克街（York Street）交界的角落兴建了一间石头砌成的屋子。在戴雅各新居的对面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便雅悯•德生（Benjamin Hudson）的住宅。便雅悯•德生牧师的大女儿阿美丽雅（Amelia Hudson）在当地被人称为夜莺，因为她的歌喉非常优美。 

再说戴雅各药店的业务，越来越兴旺，他开始认识到，如果你有正常的祷告生活，并坚定不移地信靠主耶稣，祂能作任何事。他的最大的嗜好就是读圣经。他深信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神给义人的应许：“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他新租下的药店坐落于市中心的漆赛街二十一号（21，Cheapside），是巴恩斯莱最旺的地区。在事业发达时，戴雅各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托妹妹为他照料药店的业务，使他可以抽空祷告和准备讲章，因为这时候戴雅各已被教会确认为合格的传道人。 

一八三一年四月五日，戴雅各正式和便雅悯•德生牧师（Benjamin Hudson）的大女儿阿美丽雅（Amelia）在圣玛丽教堂（St．Mary Chapel）结婚。 

一八三一年冬天，戴雅各夫妇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二节：“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同一章十三节又说：“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 

戴雅各夫妻两人虔敬地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将来的头生的。两人认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们并不留下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头生的孩子。他们跪下来，向神说出一个心愿，他们愿将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至高的神。他们夫妻跪下向神许愿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了他们，他们心里明白，神已悦纳他们所奉献的头生的。 

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个已经被奉献和已经被分别为圣的头生的男孩子生下来，戴雅各夫妇给他们的儿子起名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戴（Taylor）是父亲的姓；德生（Hudson）是母亲的姓，孩子用的是复姓；名字则沿用父亲的名字雅各（James）。

戴德生在一个循道会的家庭长大，从小就憧憬做一个勇敢的传道人。当他只是五岁的时候，就听人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那里亟须有人前往作差传的工作。戴德生虽是一个儿童，却喊着说：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要作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传道。 

有人也许要说这只是五岁孩子的冲动，他并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可是你只要听这个小孩子的祷告，你就知道他是真心地向着中国。戴德生这样祷告：“主啊！帮助我吧！我愿意为祢在中国工作。” 

然而戴德生从小就多有忧患，两个弟弟先后去世，留下他成为家中独有的男孩子。此外，在他之后还有两个妹妹。这时候他已感觉到人生的短暂，知道人的生命气息，实际上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乘药店休息的日子，经常邀请弟兄姐妹到家里分享灵性的经历，这些信徒也不时述及世界各地的差传故事。戴雅各总是把话题集中到中国这个东方的国家，并感叹英国的信徒们对这个遥远的国家的差传工作，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不久，彼得•柏利（Peter Parley）的著作《中国》（China）在英国出版，戴雅各和弟兄们见了，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熟悉的程度，几乎达到可以默念的地步。父亲戴雅各对中国情有独钟，在戴德生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深刻的、难忘的印象。 

一八三九年，戴德生七岁时，常常陪着父亲到巴恩斯莱邻近的乡村传福音。戴雅各的事工甚蒙神的祝福，那一带经历了一次灵命的复兴。戴德生虽然幼小，却认识到父母所讲的，不是一些一般的道理；父亲乃是与又真又活的神有直接的交通，而所传讲的乃是活的见证。 

一八四三年，当戴德生十一岁时，他父亲送他到一个私塾，受一个莱各先生（Mr.Laycock）的教导。全班学生有六十名左右。 

一八四四年夏天，戴德生随着成年人到列斯（Leeds）附近参加一个夏令营的聚会。在那次的聚会中，有一位讲员，是来自澳洲塔斯曼尼亚（Tasmania）隆塞斯顿（Launceston）的亨利•里德（Henry Reed）。那天亨利•里德讲道的中心信息是《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在讲道的过程中，亨利•里德讲了一个自己亲自听到的见证，这见证是一个被处死刑的犯人在就刑前一夜，向亨利•里德说的。该死囚希望亨利•里德向后世的人传说这个活生生的实例，劝一个人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戴德生一生都被这个故事所警诫，他后来在中国传福音时，不断地、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故事；而亨利•里德也在后来不断地支持内地会，并成为戴德生的莫逆之交。 

我们现在复述一下戴德生在十六岁从亨利•里德口中听到的故事： 

嘉纳（Gardner）是六个死囚中的一个，在就刑前一晚，亨利•里德去见嘉纳最后一面。嘉纳等六个死囚犯的是谋杀罪。在犯谋杀罪之前，嘉纳曾有一次感到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存在。曾有一天，嘉纳在隆塞斯顿近郊的瀑布山（Cataract Hill）散步，嘉纳突然听到背后有一个柔和的声音对他说：“嘉纳，要将你的心归我。”嘉纳转过身来，看不见对他说话的人。在阳光之下，在空旷的地方，渺无人迹，除了他那被唤醒的良知，以及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这句话实际上是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的话。嘉纳听到“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毫无疑问的，是天地间造物的主在对他嘉纳说话，他当时如何回应圣灵的呼唤呢？ 

嘉纳长时间的沉思之后，并不欢迎父神的呼唤。他不愿意悔改归向主，因他认为悔改得救将干扰他的前途，将使他失去在属世方面成功的机会。他现在必须不择手段地赚钱，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才考虑永生的问题。嘉纳想，神是满有怜悯的神，神会再给他机会。就这样嘉纳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不听神的呼唤，实际上他是给撒但机会，把他推入堕落的深渊。当天晚上，嘉纳在房子里看见他的合伙人数算库存的钞票，共有七英镑。嘉纳突然起了贪念，想将之据为己有；而要独吞财产，他唯有谋杀这个多年信任他的合伙人。嘉纳守候了三天三夜，卒之找到了机会，进行了谋财害命的罪恶行为。 

亨利•里德讲完这件事，戴德生心灵颤动，当他从夏令营回到巴恩斯莱的途中，在他心灵的深处，似乎有声音呼唤他：“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一八四五年圣诞节，戴雅各的药店，因人手不足，需要儿子戴德生到店里帮忙，结果戴德生只好辍学。 

这时候，有一件事引致他的心开始倾向主。他看到福音单张机构（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一张单张，里面说到一个故事，即有一个穷苦的、低能的人，名叫约瑟，约瑟只能抓住一个基本的、重大的真理，一生坚信这个真理，直至回到天家。约瑟毕生不断地说：“是的，约瑟是个罪魁，但是主耶稣的话是可信的。伟大的神创造万有，但道成肉身，为要拯救罪人。这岂不也包括我约瑟在内吗？” 

戴德生读了这张福音单张之后，被这简单易明的信仰所感动，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回到了神的跟前。虽然这感动是真实的，但他瞬即淡忘。这种忽来忽去的儿童时的感动，令戴德生在多年后再回顾时，不敢确认那次是清楚的得救。 

一八四七年，当戴德生十五岁的时候，有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叫他可以到巴恩斯莱一间银行任小职员。由于戴德生所受的教育不多，而又太年轻，他父亲唯恐他不能胜任。戴德生在银行工作，促使他生活规律化。银行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准确无误和高效率；并促使他恶补商业通讯和简单簿记。这项工作为他后来担负属灵领袖，提供了一次训练的机会。 

戴德生在银行中的同事，是世俗的和不敬虔的，每当他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同事们就嘲笑他。戴德生慢慢地受到同事们的感染，也贪爱钱财、骏马、美屋，和世上的浮华。后来戴德生由于在银行工作经常要加班，煤气灯的烟使他眼睛严重发炎，他不得不辞去这份银行工作，回到他父亲戴雅各的药店作帮手。 

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此时已达十三岁。戴德生很信任妹妹，对她可以无所不谈。在他一生中，妹妹赢得他绝对的信任，他经常藉着书信，向妹妹说出心事。 

她妹妹阿美丽雅，在那些日子有一个心愿，要每日三次为哥哥戴德生祷告，直至他得救为止。 

戴德生辞退银行工作回家后，心里一直没有喜乐过，他的眼疾虽然已经痊愈，但是内心仍然对神有着背叛和不信的恶心；尽管他内心挣扎，仍是于事无补。有一天下午，他母亲到外地，他从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一张福音单张，有一句话“基督做成的工作”引起他的注意。“已经做成了！做成了什么？”立刻他想起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两个字。“是的，罪债已经还清了，不单是为着我一个人，也是为着全世界的罪人。” 

哪里知道，他母亲在八十里之外的地方，心里有催促，要她为儿子的重生得救祷告。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恳切地祷告了几个小时，直至圣灵告诉她儿子的蒙恩得救已经做成了。 

这一边在巴恩斯莱，亦即他母亲在远方祷告的期间，戴德生对自己说，如果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罪债已经还清了，剩下要作的是什么？他唯一要作的，就是相信。 

戴德生跪下来接受主耶稣作他的救主，当他对主耶稣的救赎赞美不尽的时候，圣灵光照了他的心灵，他的内心充满了喜乐。圣灵在戴德生身上完成工作的时候，也正是圣灵晓谕他母亲他已得救的时候。当他母亲在她房间里赞美神的时候，也正是他在书房里赞美神的时候。 

数日之后，戴德生把他蒙恩得救的秘密告诉他妹妹阿美丽雅，并预先得着她要保守秘密的承诺。两个星期之后，戴德生的母亲回家，戴德生迫不及待地到门口迎接母亲，并说有好消息告诉她。戴德生的母亲把他抱入怀里，对他说：“我早已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喜乐了两星期了。”戴德生以为妹妹阿美丽雅泄漏秘密，他母亲遂将她在远地受圣灵催促，为他的得救祷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戴德生事后无意中翻阅了妹妹的日记，才知道一个月前，妹妹立志天天为他的得救祷告。这项天天持守的祷告，在一个月后竟然蒙神应允。

一八四九年六月戴德生清楚知道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他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变。 

因着信，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为他做成的一切，他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 

戴德生的得救是清楚的和彻底的；他觉得主的爱，也深受主的爱的激励，他引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节的话，来表明他的心迹，他立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来跟随祂、事奉祂。他用那节经文祷告说：“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现在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蒙恩得救，照着福音书所说的，穷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到巴恩斯莱的贫民窟，去派发福音单张，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向穷人们述说了主的恩爱。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戴德生辗转无法入睡,他想起前几天，当神的仆人格林伯里(Mr.Geenbury)到巴恩斯莱讲道四天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决志信主，他亲眼看到这感人的场面，他为这些新得救蒙恩的人欢喜。另一方面，他虽已得救了，却未享受基督的丰满；他多么渴望神的同在，却为自己的软弱、失败，而感到羞愧。他需要过的生活，正如经上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也有以赛亚的感受，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里，先知以赛亚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尽管戴德生深为自己的不堪不配而心灵受压，但是雅各书四章八节的话勉励了他：“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戴德生想，在巴恩斯莱，神的仆人格林伯里在四天的布道会里，总共带领了一百多人信主，福音岂不更需要传到地极，特别是中国，好让中国内陆的人民，也能听见救主的大爱。中国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却世世代代生活在黑暗里。数亿人从生下来那一日起，直至撒手人寰，一直没有机会认识神。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思想临到戴德生，神岂不是也顾念中国人？神岂不是也正要差遣人到中国去？ 

在这严肃的时刻，戴德生向神办交涉说：“祢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祢去。”当戴德生跪下来仰望神的时候，他认识到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真正彻底奉献的人，必须放弃一切属世的前途，必须把自已一生的时间和前途交在神的手中。他如今愿意去任何地方，作任何事情，为主的缘故，付出任何代价。这个心愿是出自他里面的深处，他绝不改变初衷，他绝不收回他的奉献。 

瞬刻之间，他觉得那时刻太神圣了，甚至他跪下的地方是圣地。戴德生这样叙述他当时的经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经历。文字无法写出我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到神的同在，我是在与全能的神在立约。我似乎想收回我的应允和奉献，但是我根本作不到。似乎有声音对我说，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奉献已蒙接纳。我在那时刻有一个永不动摇的信念，就是我是被神呼召到中国。 

“那个命令是那么清楚、明确，‘那么为我到中国去！’” 

是的，中国，中国成为他的人生的意义，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活着就是为着中国。他母亲后来作见证说：“从那个时刻起，戴德生的心志坚定了；他无论是做事或读书，都以这宗旨为目标；而他无论遭遇到任何的困难，他的宗旨绝不动摇。” 

戴德生既然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他就立意要多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情况。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的，就是主日学的校长约翰•惠华德（John Whitworth），因为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外国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地方司库。这次访问没有落空，约翰•惠华德送他一本国语版本的《路加福音》。对戴德生来说，这本《路加福音》简直是一件珍宝。约翰•惠华德又告诉戴德生，本地有一位公理会(Congrega- tional）的牧师，收藏有一本麦都思博士（Dr.W.H. Medhurst）著作的《中国》（Middle Kingdom）。戴德生立刻去找这位公理会的牧师，向那位牧师借《中国》，那牧师欣然答应，并问戴德生何故要借这本书？戴德生说，神呼召我一生要在中国作差传工作。那牧师又问，你打算怎么去呢？戴德生答：“我什么也不知道。似乎将来只好照福音书中十二个使徒和七十个门徒的作法，腰带里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差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那个牧师很慈爱地将手放在他肩膀上说：“啊！我的孩子，当你长大时，你会更聪明。那种想法，主耶稣自己在世时还行得通，但是现在就不行。” 

麦都思在《中国》一书中强调，要成立差传的医疗机构，这引起戴德生立意要学习医科，以便装备自己。 

戴德生以一股热情投入另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著名的中文专家米尔荫牧师（Rev.William Milne）说：“学习中文这项艰巨工作，必须有铁的身，铜的肺，橡木那么硬的头，钢丝弹簧般的手，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玛土撒拉的寿命。” 

戴德生经过查询，打听到一本中文的文法书，售价不低于四英镑；另一本英汉字典，售价不菲，不少过十五英镑。不用说，戴德生是没有能力买到这些书的，结果戴德生靠着毅力和苦功，从那本中文的路加福音，掌握了五百多个中文字的意思。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在英文的《路加福音》中找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几节有共同的字在里面的，然后再从中文的《路加福音》找那节中文的经文出来比较，再找十几节中文经文来确定中文字的意思。他手创的中文字典，在一八五○年二月时已有四百五十三个中文字，还有二百多个字已经查明意思只是还未编入字典。 

戴德生又从约翰•惠华德看到一些刊物，里面登载新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着中国的差传机构，名叫中国协会（The Chinese Association），其宗旨是聘请中国本地人来与现有的差传机构合作。新机构的主要工作，是透过一个常驻香港的郭实腊博士（Dr.Charles Gutzlaff），安排人到中国的内地去布道。

一直向戴德生提供一些有关中国资料的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巴恩斯莱地方的司库。这个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的主要推动者，是弟兄会的领袖史杜阿特（Clarence Esme Stuart）。弟兄会经过几次分裂，史杜阿特一直紧紧地追随着达秘（John Nelson Darby）。 

戴德生在约翰•惠华德那里，又看到两份刊物，一份是《守望者》（The Watchman），另一份是《拾穗者》（The Gleaner）。Gleaner这一个字，在英文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指搜集消息或搜集资料的人。 

戴德生从《拾穗者》读到，慕勒在一八五○年和一八五一年，共奉献二千五百英镑，支持在天主教国家和海外的差传工作。 

我们读《慕勒小传》就知道，慕勒凭着信心，在英国的布里斯托，主办孤儿院，他的工作甚蒙神的祝福。不过必须指出，慕勒乃是弟兄运动的领袖。慕勒的妻子玛丽，是弟兄会另一领袖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妹妹。弟兄运动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名称的。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称呼，是外人加给他们的。本书为了方便起见，也照称弟兄会。 

从各种迹象显示，《拾穗者》是由中国协会的秘书人员主编的。这些秘书人员实际上也与弟兄会发生密切的关系。 

中国协会在中国的差传工作，主要是透过一位常驻香港的郭实腊博士进行的。戴德生在他一生中，不断地称誉郭实腊博士是中国内地会之祖(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翻阅郭实腊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他也和弟兄会有瓜葛。 

一八五○年，也就是戴德生从约翰•惠华德知道中国协会和郭实腊博士的事迹的那一年，郭实腊适在英国。郭实腊在英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物色一位中国事工的同工。郭实腊极力要说服的人，就是弟兄会的另一位爱主的弟兄柯林渥（William Collingwood）。柯林渥虽然未能成行，同郭氏到中国去，但是在柯林渥一生中，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差传工作。 

郭实腊由于一时未能争取到柯林渥的配合，后来在香港被人欺骗。许多中国内地省份的人，用假资料、假报告来蒙蔽他，使在英国支持中国差传工作的人大失所望。一八五一年八月九日，郭实腊博士终于在香港逝世。一八五二年一月，《拾穗者》论及郭实腊时这样说：“一直到最后一小时，郭实腊仍是全心全意地为着中国的差传工作。” 

当中国协会正为郭实腊被人蒙骗而灰心失望的时候，一八五一年四月，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指出当前差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信中说： 

“工场是这么广阔，目前做工的人是这么稀少，但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才能成事。我曾经响应神的呼召，献身给神作中国的差传工作。目前我正在学习医科，以便我到中国后有更多的用处和机会，来支持自己的生活。你们若愿意支持我来装备自己，我将对贵会提供的帮助十分感激。” 

皮尔士对于戴德生的信件十分重视，他甚至将戴德生的信件与中国协会的其他成员磋商。皮尔士复信给戴德生，表示中国协会有意担负戴德生学习医科的费用，若是该协会确定了戴德生是差派到中国的适当人选。信件询问戴德生的一些情况，包括信仰问题。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戴德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皮尔士，对皮尔士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一、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确实已经重生； 

二、他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身体虽不算强壮，但也未曾大病，今后他会多注意运动； 

四、他的职业是在药店作父亲的助手，父亲是一个药剂师。他曾经有九个月任职于银行； 

五、关于教育程度，他说在家里读书至十一岁，然后到学校读到十三岁；后来因教师辞职，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代课，他只好回到父亲的药店，靠自学充实自己。

六、关于他对宗派的看法，原先他参加卫斯理宗的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s），因为他的父母和朋友是循道会的会友。鉴于在真理问题上和圣经的看法上，他和循道会所遵循的信仰无法取得一致，他已经从循道会退出，现在他加入了那里的分会。分会在英文是branch society。 

再从皮尔士的弟兄会的背景来看，分会应是指弟兄会在巴恩斯莱的聚会。在巴恩斯莱的弟兄会的负责人是威廉•倪脱培（William Neatby），即是《普里茅斯弟兄会运动史》（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的作者。 

威廉•倪脱培也出身于卫斯理宗的循道会；一八四六年举家搬到巴恩斯莱定居，并带领那地的弟兄会。他的儿子多马•倪脱培（Thomas Neatby），生于一八三五年，比戴德生小三岁。很自然地，由于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年龄接近，没有代沟，两人于是成为知交。 

多马•倪脱培与戴德生相处一久，也受到戴德生的影响，有意到中国传福音。两人为了要充实自己，谋一技之能，就一起到英国东部的赫尔市（Hull）一间医科学校学医。 

在赫尔市有一个名医哈迪(Dr.Robert Har- dey)，是戴德生姨丈理查•哈迪（Richard Hardey）的兄弟。因着这个亲戚关系，戴德生得以在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所得的薪水足以支持他的生活费和学费。 

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来自巴恩斯莱的弟兄会；到赫尔后，两人也就参加了朱克斯（Andrew Jukes）负责的弟兄会的聚会。朱克斯的著作很多，著有《献祭的法则》（The Law of Offerings）一书。 

朱克斯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加入弟兄会之后，一直和布里斯托弟兄会的领袖慕勒，保持联系。这时候慕勒的孤儿院，已经收容了数百个孤儿，但是慕勒的信心越过越大，正仰望神给他能够收养一千个孤儿。朱理斯一述及慕勒的信心果效，使戴德生深受感动。慕勒除了在抚育孤儿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信心的榜样；慕勒还一直支持差传工作，慕勒主持的圣经知识社（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在天主教的国家和异教徒的地区，大量派发圣经。在戴德生的心目中，慕勒是英国当时最敬虔、最有信心的属灵领袖。戴德生在赫尔的弟兄会中受了浸，实际上成为弟兄会中的一位弟兄。 

赫尔的聚会在朱理斯的带领下，非常重视差传工作。朱理斯带领的芬恩弟兄（Albert Robert Fenn），对天主教势力范围内的西班牙有负担；而朱理斯带领的戴德生和多马•倪脱培，就对中国有负担。 

一八五一年九月《拾穗者》登载一项消息，即郭实腊的同工，一位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来到英国。 

由于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在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日适是十六岁生日，戴德生向哈迪医生告假一星期，带阿美丽雅去伦敦参观世界展览会。兄妹参观完在海德公园（Hyde Park）举办的世界展览会后，就迳往伦敦的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去拜访中国协会（Chinese Society）——原来的英文名字是Chinese Association——的秘书皮尔士。 

皮尔士就安排戴德生兄妹在主日到密得塞斯郡（Middlesex）的多田咸（Tottenham）参加那里的弟兄会聚会。弟兄会接纳弟兄是很严格的，由于戴德生参加过巴恩斯莱的聚会，又在赫尔的弟兄会受浸，所以多田咸的弟兄会也就接纳戴德生兄妹擘饼。 

负责多田咸弟兄会的是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他是英国杰出的气象学家路加•豪威尔（Luke Howard）的儿子。约翰•豪威尔原是贵格会的会友，一八三六年十月脱离贵格会；一八三九年，约翰•豪威尔在布鲁克街（Brook Street）建成了教堂。一八五一年戴德生参加聚会时，弟兄姐妹接近一百人。 

约翰•豪威尔的弟弟罗伯特•豪威尔（Robert Howard）则是布鲁斯•格弗（Bruce Grove）地方的弟兄会的负责弟兄。 

豪威尔兄弟出身于英国的豪门，兄弟两人都是英国豪威尔父子公司（Howard ＆ Sons）的股东。豪威尔父子公司是英国很出名的化学制造厂，出产奎宁（quinine）等。 

在布鲁•格弗的聚会中，戴德生又被介绍，认识了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 

在布鲁克街教堂，戴德生则认识了史达西小姐（Miss Stacey），她也像豪威尔兄弟一样，是从贵格会转为弟兄会的。 

戴德生对多田咸的弟兄会印象深刻，可说念念不忘，多年后他在中国还记载这件事：“我爱多田咸的聚会，我爱那里的亲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多田咸一样，给我的每一点的回忆都是甜美的和有意义的。在我有生之年，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多田咸的良好印象都不会改变。”

戴德生想到他若到中国去，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他不能伸手向任何人乞讨任何东西，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神。戴德生认为最要紧的事，就是先在英国操练信心。即是藉着祷告，求神感动人来帮助他。 

戴德生的老板哈迪医生很忙，希望戴德生在薪水到期时提醒他。戴德生决定不直接提醒哈迪医生，要操练藉着祷告，让神提醒哈迪医生。有一天，哈迪医生因事忙而忘记支付薪水给戴德生，戴德生身边只剩半个克劳因（a half crown）的金币（等于两个先令又六便士）。 

那天晚上十点，戴德生被一个穷人请到家里，他看见那穷人病得可怜，家中的情景真是需要钱财的帮助。那时他袋子里只有一个半克劳因的硬币，也是他明天中午吃饭要用的钱。戴德生想，假若他袋子里的钱是零散的，两个一先令，一个六便士，他可以拆开送给那穷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明天中午用。但是如今所有的是一整块硬币半克劳因，没法分送；如果半克劳因全给掉，明天中午吃饭，就成了问题，不送，戴德生里面又过不去。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他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的时候，他里面就责备他说，你告诉他们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神，你自己却不肯将一块硬币交给他们，后来戴德生让神得胜，就把那半个克劳因的硬币送给那穷人。送出以后，他心里满了喜乐，第二天早饭尚未吃完，他就接到一封不知来处的信，里面只字没有，只有一个半英镑的金币，值十先令，有他昨晚送出去的四倍之多。他这样学了信心的功课，使他更有信心，相信神会不断地供应他，应付在中国那么大的工作的需要。 

又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戴德生要付房租给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她正等着钱用。戴德生原本可以提醒哈迪医生发薪水给他。但是戴德生认为，这样作是不够信心的，实在没有资格到中国作差传工作。当天下午，哈迪医生跟戴德生谈论一些灵性的问题，他谈完话忽然想起，忘记付薪水给戴德生，他已把收到的现款存进了银行。 

戴德生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照常仰望神，仍然读圣经，准备明天主日到几处地方讲道。他的心灵接着平静下来，没有让老板拖欠薪水的事纷扰他的心。 

晚上十时，当戴德生正要熄灯就寝时，突然哈迪医生来找他，告诉他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病人刚来付款。哈迪医生把收到的钱，付给戴德生应得的薪水，戴德生立即将房租付给女房东费兰太太。 

戴德生为着这件事，满心喜乐地赞美主，知道他到底还是可以到中国去。戴德生认为这并非一件小事，日后他在极大的困难中，不管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每忆起这件事，总是给他带来安慰和力量。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圣诞节，当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从学校回家度假的时候，带来一位学校女音乐教员玛丽莲•斐恩（Marianne Vaughan）。玛丽莲非但美丽动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歌声婉转，扣人心弦。戴德生一见玛丽莲，就为之倾心。在整个圣诞节的假期中，玛丽莲、阿美丽雅、戴德生三人策马在英国的皮克区（Peak District）驰骋；到假期完时，戴德生对玛丽莲的爱慕，更进一步加深，戴德生已经对她到了非卿莫娶的程度。 

当戴德生在赫尔市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的时候，由于赫尔离开玛丽莲教音乐的学校的所在地巴顿（Barton）很近，二人也就保持来往，情感更加亲密，戴德生实际上是陷入爱河中。可是，戴德生是一个奉献的人，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而玛丽莲却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毫不关心，她既不支持，又不同情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她有时问戴德生：“你非到中国去作差传工作不可吗？”言外之意，显示她喜欢在英国过安逸的生活。 

在这期间，戴德生往访玛丽莲时，认识了玛丽莲的另一同事，名叫伊利沙白•西森（Elizabeth Sissons）。伊利沙白和戴德生碰过几次面之后，伊利沙白向别人坦言，戴德生是她心仪的对象；戴德生渐渐地也喜欢上她。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过节俭的、有纪律的生活，来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离开哈迪医生的家，住进一个喧闹的船坞地区，叫污水边（Drainside）。戴德生在污水边，住在柯丁咸排房三十号（30，Cottingham Terrace），向该屋子的女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以三先令一星期的房租，租到一间简陋的房间。 

戴德生住进这样一个贫民区，超出了玛丽莲所能忍受的程度，使她大失所望；原本已经山盟海誓的一对情侣，至此宣告破裂。戴德生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妹妹阿美丽雅，述及他当时的感受：“有一段日子，我是难受到极点，甚至想放弃一切。主日，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开始默想神的爱。祂完全征服了我，使我谦卑下来。祂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僵硬的心灵。” 

一八五二年五月，《拾穗者》通告，中华协会（Chinese Society），改名为中华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并声称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是中华布道会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华布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弟兄会的企业家。 

在赫尔，朱克斯带领的弟兄会，这时候印证了戴德生的呼召。戴德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辞去哈迪医务所的职位，于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同年十月底他在中国布道会的赞助下，到伦敦东区(East End)的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学习医科。 

每逢主日，戴德生都到布鲁克街教堂参加弟兄会的聚会，负责姐妹史达西小姐，看到戴德生过分劳累，总是接待他到她家里休息，并且让他独自安静，不让别人打扰他。 

戴德生为了锻链自己将来去面对艰苦的差传工作，每天只吃一块面包，几个苹果，每天还要步行四英里的路到医院。这样刻苦的生活，只有六星期的时间，戴德生因解剖尸体时不慎感染到细菌而病倒，被迫回老家巴恩斯莱养病。 

戴德生身体稍为康复，就透过弟兄们，得以有机会亲自向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说出自己对中国的负担。 

一八五三年初，戴德生重返伦敦，戴德生这时才考虑到一个人单身到中国去，远不如有一个伴侣相随，可以互相照顾，他于是鼓起勇气，再次与玛丽莲重续前缘，结果两人再次订婚。玛丽莲虽然有意追随情郎到中国去，玛丽莲的父亲斐恩牧师（Rev.Vaughan）却坚决反对女儿出阁到遥远的中国去。结果第二次的婚约又告吹。本来就心仪戴德生的伊利沙白•西森，碍于自己是玛丽莲的同事，已往不便向戴德生有所表示，如今玛丽莲正式退出，就送戴德生一些画册，以表慰问之意；戴德生在离开英国之前，也送伊利沙白一枚胸针，作为定情的信物。 

戴德生既有多田咸弟兄会的印证，复经过了弟兄姐妹的恳切祷告，弟兄们就催促他尽快动身到中国，内中有一个弟兄威廉•柏迦（William Berger），也衷心支持这项差传工作。 

柏迦是英国极为有名的柏迦淀粉厂（Berger's Rice Starch）的老板。他本来是圣公会会友，在年轻时，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他感动得掩泣不止。当他将这重生经历告诉圣公会牧师普里本达利•高力富（Prebendary Griffiths），却受该牧师斥责一顿，把他赶走。柏迦后来加入弟兄会，但是对达秘走的闭关的路线，却无法忍受。他之所以参加多田咸的弟兄会，是因那里的聚会，在豪威尔兄弟的带领下，是比较开通的和公开的。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戴德生乘搭一艘小帆船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离开利物浦港口（Liverpool），向上海进发。该艘帆船载重不及四百七十吨，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经过了一百六十二天的风浪，戴德生终于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戴德生拜访了他多年所景仰的中国问题专家麦都思（Dr.Walter Medhurst）。麦都思著作甚丰，著有马来文书籍六本，英文书籍二十七本；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所著作的中国书籍高达五十九本。这时麦都思是上海的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骨干人物。 

由于差派戴德生到中国的中国布道会，没有事先通知伦敦差会，戴德生将到上海，这种作风有欠礼貌，所以麦都思对戴德生的突然到达颇为愕然；既对这个新成立的、有弟兄会背景的中国布道会有所不满，连带地他也对戴德生态度冷淡。 

倒是一位洛卡特医生（Dr.William Lockhart），对年仅二十一岁的戴德生，非常有爱心，让戴德生暂时住在他家里。 

最使戴德生为难的，就是中国布道会，并没有按时汇款给他；反观其它差会，做事都比较负责任和有规律。 

一八五四年，中国布道会又差派一个帕克医生（Dr.William Parker）到上海。戴德生以为有另一个同僚携眷到上海，中国布道会除了会支付帕克医生的费用，肯定会叫帕克捎来拖欠戴德生多月的欠薪。令人失望的是，帕克医生到上海时，也是分文不带，两袖空空，中国布道会的汇款，拖了很久才到来。中国布道会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弟兄会，内中也有少数其它宗派。戴德生来自弟兄会，而帕克医生则属长老会。帕克医生是格拉斯格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出来的医学博士。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中旬，戴德生与伦敦差会的艾德根（Joseph Edkins），开始到黄浦江以南派发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戴德生不在外地作宣教工作时，就用功读中文，每天读足五小时。他写给他妹妹阿美丽雅的信这样说：“这里有做不完的工作，你们应当尽快学中国话，不要对这里的工作麻木不仁。” 

那时中国内战频仍，工作压力太大，戴德生虽有满腔的热诚和勇气，无赖体力不支，灵性下沉。他感到孤单、寂寞，逐渐地他领会到他需要一个妻子。他早先已写了封信给伊利沙白•西森，向她尽诉心中的情意，要她寄一束秀发，作为信物。一八五五年一月，他的示爱并未落空，伊利沙白不负所望，寄来了一束秀发。 

帕克医生和戴德生有意在上海设立一间医院，但是中国布道会在伦敦的总部不答应。倒是多田咸弟兄会的威廉•柏迦汇来十英镑，并让他们两人决定款项的用途。他们两人决定将这笔款用来支持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在上海成立一个住宿学校的第一步。 

一八五五年六月，戴德生和帕克医生，还有另外一位圣公会的传教士卜尔顿（John Burton），前往浙江省的宁波。在一八四二年中英所签署的条约，辟出五个港口对外通商，宁波是其中一港口，其它四个港口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 

在宁波，那里早已抵步的传教士，有一位是美国浸信会的麦可温医生（Dr.Macgowan），麦可温很热情地欢迎帕克医生等。麦可温医生和其他传教士都鼓励帕克医生到宁波设立一间医院。 

帕克医生一行人回到上海之后，戴德生就藉机会传福音。第一个被他带领得救的是他的厨子贵华（Kuei hua），贵华公开承认主耶稣是他的救主。贵华是柏迦弟兄奉献的十镑所支持的小孩子的哥哥。从此看出为神所摆上的，至终是不会落空的。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德生叫理发师傅把他的头发剃了，照清朝的习俗，留下一簇圆顶的头发，并改穿当时的中国衣服。 

一八五六年八月初，戴德生从石门湾回上海途中，行李被仆人岳西偷走，他几乎无法回上海。几经艰难，戴德生才由一艘轮船，通融他，让他回到上海。戴德生回上海后，并没有将岳西送官治罪，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四十英镑的行李更宝贵。戴德生写一封信给岳西，说他想到主耶稣以善报恶的教训，他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伤害到岳西，戴德生还说其实吃亏的是岳西，要岳西悔改，逃避将来的愤怒。 

《拾穗者》把戴德生给仆人岳西的信件予以登载，布里斯托（Bristol）的弟兄会领袖慕勒（George Mueller）读到了，他很赞同戴德生这种基督的生命的流露，他寄给戴德生四十英镑，足以弥补戴德生所损失的行李。以后慕勒不断为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祷告；不久慕勒这个孤儿院的负责人，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之一。此外，多田咸弟兄会的柏迦，另寄来四十英镑，在戴德生最需要的时刻寄到。戴德生深信神在圣经里的应许：“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而多田咸的史达西姐妹的信件，对戴德生更是一项勉励，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史达西姐妹的信这么说：“亲爱的弟兄，神赐给你一个奇妙的地方——多田咸在布鲁克街的聚会。弟兄姐妹们从来没有忘记为你祷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像你那样被不停地记念！”

一八五六年十月，戴德生前往宁波，会晤了中国布道会差派来的卓恩赐夫妇（John Jones和Mary Jones）。这时候中国布道会由于收到的奉献款不足，靠借款来支付传教士的薪水。这时候常驻宁波的卓恩赐，加上四个孩子，一家六口，得不到中国布道会的接济，要靠上海一些西国传教士支持，甚为不妥。戴德生目睹这种情况，认为太没有见证。戴德生不同意任何基督徒或机构要靠贷款来维持其生活或事工，戴德生坚持要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所说的，“什么都不可亏欠人。”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终于和中国布道会正式脱离关系。 

在宁波期间，戴德生在帕克医生的诊所工作。一个星期有一次，帕克医生夫妇、卓恩赐夫妇和单身的戴德生，都会到宁波的“贵夫人”玛丽安•欧达世女士（Mary Ann Aldersey）所主办的学校吃晚饭。欧达世女士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的英国传教士，她在中年时，自费到爪哇（Java），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妇女中传教。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她于翌年在撒母耳•戴雅牧师（Samuel Dyer）的协助下，在宁波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 

欧达世女士是到宁波的第一批西方传教士之一，具有专横的、刚硬的性格。

据宁波的西方传教士说，假若英国是由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na）统治；宁波的英国人社区就由欧达世女士统治。据说在宁波的英国领事，对她都要畏忌三分。 

撒母耳•戴雅牧师，娶了约瑟•谭恩（Joseph Tarn）的大女儿玛丽亚•谭恩为妻，生下两个女儿——宝丽娜•戴雅（Burella Dyer）和玛丽亚•戴雅（Maria Dyer）。撒母耳•戴雅牧师逝世后，他的妻子改嫁给包森先生（J.G.Bausum）；她改嫁后不久也逝世。亲生的父母先后逝世，原本可以依靠的继父包森先生不久也身亡，两个孤儿最亲近的亲戚就是远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而实际上在生活上照料她们姐妹俩的却是欧达世女士。 

欧达世女士邀请帕克医生等人用饭时，戴德生也就认识了戴雅两姐妹。戴雅二姑娘玛丽亚对戴德生虽有好感；戴德生却对英国的伊利沙伯•西森念念不忘。直至伊利沙伯•西森再三地说自己不觉得是爱上了他，说已往的一见钟情是没有爱情基础的。戴德生才逐渐地发现，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玛丽亚•戴雅，就鼓起勇气写信向玛丽亚求婚。 

玛丽亚收到戴德生的信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婉转地拒绝了戴德生的求爱。戴德生一直以为玛丽亚深深地爱他，对于玛丽亚的拒绝大惑不解，后来发现是欧达世女士从中作梗。 

戴德生知道真相之后，就向欧达世女士摊牌，要她说出反对的理由来。原来欧达世反对的是戴德生的弟兄会背景。 

戴德生向欧达世解释说，他不是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追随者。至于他参加的弟兄会的聚会，包括朱克斯（Andrew Jukes）在赫尔（Hull）的聚会和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在多田咸（Tottenham）的聚会，则是遵照新约圣经的教训的，是有别于闭关弟兄会的，一般人称之为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公开弟兄会的主要领导人，还有班斯泰埠（Barnstaple）的戚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和布里斯托（Bristol）的慕勒（George Mueller）等。后来戚伯门和慕勒都成为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的主要支持者。 

回头再说戴德生的婚事，由于玛丽亚还差几个月才满二十一岁，必须得到法定的监护人——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的同意。戴德生写信到伦敦征求威廉•谭恩同意之前，欧达世女士早已写了中伤戴德生的告状信到英国。威廉•谭恩由于是当初差遣戴德生的中国布道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的好朋友；而正是皮尔士介绍戴德生到多田咸弟兄会的。欧达世不满戴德生与弟兄会有瓜葛的指控，促使威廉•谭恩，在与皮尔士商议之后，更加赞成这头婚事。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戴德生与玛丽亚结婚，一对新人遂即往西山度蜜月。

说到玛丽亚的学问修养，比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戴德生，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玛丽亚教导他书写优雅通顺的英文，纠正他带有土音的英语。玛丽亚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宁波话，正好作咬字不正的戴德生的老师。甚至在读希腊文新约圣经时，玛丽亚的希腊文造诣，也远远超出戴德生之上。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帕克医生的妻子，忽然患病，当晚不治而死，留下四个乏人照料的孩子。帕克医生自己的健康也大不如前，就决定携带小孩子回苏格兰。 

帕克医生留下的医院，有三十张免费病床，另外有三十张普通病床，则用来治疗那些戒毒者。这所医院在宁波是被当地外国人和华人所称誉的；帕克医生被认为是宁波最合资格的医生。 

帕克医生虽然将医院移交给戴德生，却只留下一个月的经费，当他们吃到最后一袋米时，戴德生忽然收到柏迦的汇款五十英镑，全医院的员工和病人，都开声赞美神。戴德生因自己没有受过正规大学的医科教育，甚至未领取医科专业文凭，在医术上无法应付一些比较奇难的病症；加上医院的繁重的工作，使他疲于奔命，他终于决定，要与玛丽亚回到英国。戴德生离开宁波时，他在宁波桥头街带领的聚会，已经有二十一个弟兄姐妹，他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 

一八六○年七月十八日，戴德生夫妇带着女儿恩惠（Gracie），和一位中国同工王来君，乘搭“银禧号”（Jabilee），离开上海，直航英国。他们于十一月二十日，到达英国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戴德生回到英国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修完医学课程，取得医科文凭，成为合资格的医生。他住在伦敦的东区（I，Beaumont Street，Mile End Road），到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上课和实习；直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通过了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会员(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几个月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皇家外科医学院助产士的执照（Licentiate in Midwifery），使他成为合格的接生员。 

一八六二年夏天，考到医生文凭的戴德生，前往多年来支持他的威廉•柏迦家里，度假一星期。柏迦住在英国南部索塞克斯郡（Sussex）的东格兰士特（East Grinstead）的圣山（Saint Hill）上，房子连着一片草原和一座湖泊，可说豪华之极。 

度过假，戴德生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把宁波话的新约圣经，从文言文改为罗马拼音。王来君跟他到英国来，为的也是这件事。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ociety）同意赞助和出版这本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圣公会布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让其传教士弗德利克•高（Frederick Gough）参与其事。弗德利克•高既通希腊文，又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和戴德生夫妇、王来君合作得很好。但这项翻译工作繁重，四人经常埋首工作十至十四小时。 

一八六三年九月，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审阅了戴德生等人修订的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指出该修订本圣经诸多错误，整个修订工作是一个失败，决定终止赞助戴德生等人从事修订圣经。这对戴德生是一项沉重地打击，但他并不灰心，感谢主，他终于说服了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支持他们完成这项修订宁波话新约圣经的工作。 

同年，在皮尔士伦敦的家里，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亲自接见了他，垂询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戚伯门上次接见戴德生是在一八五二年。 

最使戴德生夫妇难忘的，是他们带着宁波来的王来君，到布里斯托拜访了伯赛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的慕勒（George Mueller）。此时慕勒已在爱希莱丘原（Ashley Down）建成了孤儿院的三座新大楼。戴德生应慕勒邀请，在伯赛大教堂和爱希莱丘原上的孤儿院讲道。 

一八六四年五月，戴德生夫妇和王来君前往新的都市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去听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讲道。戴德生和司布真互相倾慕，而司布真也请戴德生讲过道。 

多年来，戴德生的心血都花在宁波这地方，他说的是宁波话，修订的是宁波语的圣经，谈的是宁波的家常事。但是在他家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宁波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在中国的广大的腹地，许多内陆省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湖南，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去作差传的工作。因此他开始有一个负担，要向中国内地的省份传福音。当他年轻时，神呼召他到中国传福音，这个呼召不是单指着中国沿海的城市，也包括中国的内地。戴德生听到神对他的呼声：“如果你愿意与我同工，我要藉着你去完成在内地的事工。” 

内地会的构思实际上已经逐步具体化，它的名称“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匾额那时已经挂在他朋友柏迦的客厅上。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戴德生到柏迦家里，参加那里的例常祷告聚会。戴德生在祷告时，公开呼求神派遣差传人员到中国内地的省份去。接下去两晚，戴德生前往多田咸，到弟兄会那里，向多年来支持他的弟兄姐妹，说出他对中国内地的负担。 

戴德生马不停蹄地，从多田咸，赶往布莱顿（Brighton），去会晤前中国布道会秘书皮尔士。皮尔士——这个当初差派戴德生到中国去的中国布道会的负责人，认同戴德生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当时，戴德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领袖。在六月二十五日主日早晨，人们都到教堂去聚会，布莱顿沙滩上不见一人。他独自一人在沙滩上散步时，他知道他必须下定决心，不能再有所犹豫，否则他的内心将长久痛苦，将来无法向神交账。他突然得着启示，如果他顺服主的呼召，责任在祂，祂必会担负一切的重担。他拿出笔来，写下他对神的要求，求神差遣二十四名工人到中国内地去。 

一八六五年七月初的一个主日，戴德生在伦敦牛津街一个公开的弟兄会的祷告聚会中，要求弟兄姐妹为中国的差传工作和内地会所迫切需要的传教士祷告。戴德生的祷告感动了拉斯多勋爵夫人（Lady Radstock）。那天早晨，正好他儿子拉斯多勋爵三世（Lord Radstock）也来聚会，神藉着拉斯多勋爵把戴德生带到另一班弟兄会的圈子里。 

拉斯多勋爵也是弟兄会的负责弟兄之一，在那段日子，他被另一位年长弟兄卡万伯爵（The Earl of Cavan）邀请到威斯顿（Weston-super-Mare）的弟兄会去负责讲台。拉斯多老勋爵夫人另一个女儿则是柏全普夫人（Lady Beauchamp），是多马•柏全普爵士（Sir Thomas Beauchamp）的妻子。柏全普夫人当时也在场，听到戴德生对中国差传工作的呼求。这些弟兄会的贵族家庭，连接几星期邀请戴德生到他们圈子里去聚会，而这个圈子是戴德生从来没有梦想到会认识的。戴德生透过拉斯多勋爵，认识了卡万伯爵，戴德生后来更成为卡万伯爵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初，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邀请戴德生到班斯泰埠（Barnstaple）去，并让戴德生在弟兄会的聚会中讲道。两人私下交谈时，戚伯门向戴德生述说他在西班牙作差传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这时这位德高望重的弟兄会领袖已是六十三岁，比起三十四岁的戴德生足足大了约三十岁。戚伯门给戴德生将要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祝福，并赞同内地会是超宗派的，即内地会的门将向一切纯正信仰的宗派打开，而弟兄会在各地的弟兄们绝不因此而削弱对内地会的支持。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戴德生、柏迦等弟兄在卡本街（Coborn Street）戴氏的住宅起草了中国内地会的章程，从此奠定了内地会的根基。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被邀请为推荐人（Referee）。 

一个宣称超宗派的内地会，卒之获得了英国所有对中国差传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的普遍支持，各方面的奉献款纷纷涌到，五星期内已收到近二千英镑，没有人去具体分析有多少奉献款是来自弟兄会的，因为弟兄们所作的支持一直是低调的、不明显的、不为人所知的。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戴德生、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连同内地会的其它人，乘搭兰花号（Lammermuir）的帆船，向中国进发，开始他们的差传之行。来送行的，有多田咸弟兄会的负责弟兄豪威尔兄弟和威廉•柏迦等。 

他们在船上已经开始传福音，兰花号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之后，就有十个船员听了福音之后，在桅杆前悔改得救。 

刚成立的内地会对外标榜的是超宗派，十五个传教士中，分别来自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内中有当秘书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姐妹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姐妹。在航行中，戴德生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时，在轮船出发之前，他在各地的聚会中，口口声声说内地会没有任何宗派背景，每个宣教士在涉及宗教的特殊教义和原则时，有取舍的自由。在同行的宣教士中，有两位姐妹——玛丽•包耶（Mary Bowyer）和珍•麦克琳（Jane McLean）——原属圣公会，她们来自英国迈德美（Mildmay）的威廉•宾法特牧师（William Pennefather）主持的圣经学校。威廉•宾法特牧师和多田咸弟兄会的史达西姐妹、皮尔士等人关系密切。戴德生在兰花号上，说服玛丽•包耶和珍•麦克琳受浸。因为圣公会施行的是滴水礼。 

戴德生企图改变圣公会的传统，违背了他先前强调的超宗派立场，这件事几乎毁掉了内地会的前途。自从戴德生于一八五一年，在赫尔市的弟兄会中受浸之后，他一直以为受滴礼是无效的，他认为受浸时必须全人浸在水里才有效。他虽然声明内地会是超宗派，但他本人却在潜意识里一直认同弟兄们的传统。他企图改变圣公会的宣教士所遵循的作法，是缺少智慧的和没有深思熟虑的。尤其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必须争取各宗教的支持和信任。也许有人要说，戴德生自从认识了路易斯牧师（William Garrett Lewis）之后，曾到河滨教堂（Bayswater Chapel）作礼拜，也算是浸信会会友，问题是：浸信会也是浸在水里啊！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在寒冷的天气里，戴德生带着所有的同工，抵达杭州。早在两年前，圣公会已有一位宣教士乔治•慕尔（George Moule），到杭州作差传工作。乔治•慕尔起初对戴德生很客气，但看到戴德生一行人作中国人的装束，心里不愉快。 

几天之后，兰花号的同工中，有一个路易斯•尼可（Lewis Nicol），开始不满戴德生强制他穿中国服装，就不服从戴德生的带领。更严重的是，他们夫妇跑到乔治•慕尔那里，向乔治•慕尔告状，说戴德生不应该在兰花号上，游说两位圣公会的宣教士受浸。乔治•慕尔受到尼可挑拨之后，勃然大怒，这就触发了一场灾难。 

乔治•慕尔认为中国内地会所标榜的超宗派立场，是虚假的，和行不通的。他立下决心，要乘内地会在萌芽阶段，就扼杀它。 

乔治•慕尔对戴德生进行人身攻击，破坏戴德生的威信，使整个差传队伍，陷入一片混乱。 

尼可本人除了不尊重戴德生的领导地位；还不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到处惹事生非。尼可夫妇在萧山作差传工作时，不懂用基督的爱，去化解当地政府对基督教的误解，反而怂恿戴德生写信，向英国领事福瑞斯特（R.F.Forrest）投诉。这封投诉信转到北京的英国公使亚尔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那里，亚尔科克就向满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说萧山的地方政府违反中英签署的条约，说萧山地方政府不应驱逐英国传教士。 

在这件事上，戴德生受到尼可的左右，采用的是人的办法，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戴德生难免有人的软弱，他竟然利用一个靠鸦片战争起家的英国的势力，让基督徒在传扬福音时，逃避所受到的迫害和苦难！ 

乔治•慕尔对戴德生的攻击接着又进一步升级；他诽谤戴德生的信件纷纷寄到英国各教会、各基督教机构去，这就引起了英国各方面对内地会的不满。 

当英国各方面指责、批判戴德生时，威廉•柏迦仍然站在戴德生一边，一如既往地信任戴德生。柏迦夫妇没有儿女，他们爱戴德生如同自己的儿子。在任何情况下，威廉•柏迦不会离弃他，顶多是用爱心劝勉他。这时威廉•柏迦已是内地会在英国本土的主管。戴德生咨询了柏迦之后，把尼可这害群之马开除出内地会。 

一八六七年四月，乔治•慕尔夫妇回到英国；仍留在杭州，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内地会的差传队伍。 

这时戴德生的脆弱的心灵，已经被损伤到了极限，然而神托住了他，使他能经受得起这些困扰和打击，他默然地接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误解。 

有了这次的教训，戴德生严格地持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再次肯定中国内地会是超宗派的。他承认当初劝说那两位圣公会的女同工受浸是项严重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戴德生决定在内地会成立了圣公会分部，后来加入内地会的剑桥七杰（Cambridge Seven）中，有三位宣教士后来竟被擢升为圣公会的主教。

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戴德生、玛丽亚和四个孩子，从杭州迁移到扬州。戴德生一家人住进当地的一间小旅馆，戴德生自己则一面行医，一面传福音。 

扬州这地方，佛教的势力很大，那里的和尚和僧侣，为了维护他们的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就煽动当地的居民起来反对戴德生等内地会宣教士。 

起初只是一些市民的鼓噪，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渐渐地演变成一场暴乱。使局势加倍复杂的，是有人在整个事件中，强调英国人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使中国贫穷衰弱；他们又诬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用来腐蚀中国人民，说宣教工作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段日子，煽动性的传单在扬州各地派发，措辞则越来越具攻击性。 

戴德生完全可以暂时离开扬州，避避风头。 

在这件事上，戴德生又再一次违背他自己的原则，即他多次说的要取得当地政府的友谊。上次他为萧山事件，写信向英国领事福瑞斯特投诉，可以将责任归给惹事生非的尼可。这一次戴德生可说难辞其咎了。 

首先戴德生亲自写信向扬州地方官抗议，不久即收到一封措辞礼貌的道歉信。戴德生也就认为，写抗议信确实奏效。但是第二波的暴动接踵而至，成千上百的暴徒在晚上出现，在熊熊的火光下，包围戴德生的房子，并朝他们的房子掷砖头。 

一场暴乱的结果，玛丽亚和一些同工都受了伤，最后扬州的地方政府派了官兵看守戴德生的房子。 

暴乱之后，戴德生派一个本地人向镇江的英国副领事亚伦（Allen），投诉暴乱的经过。事情从此闹大了，扬州知府知道牵动了中英两国的关系，就劝戴德生为了自己一家的安全，暂时离开扬州。戴德生于是暂时住在镇江。 

一八六八年八月三十日，英国总领事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中国》一书作者麦都思的儿子——来到扬州，向戴德生录取口供。麦都思对扬州知府保护英国侨民不力，向扬州知府的上司——镇江的道台——提出抗议。镇江道台并不认错，表示不愿意向外国势力屈服。镇江官方竟然贴出排外的告示，使英国总领事麦都思下不了台，因此非常气愤。中英双方的争执进一步升级，英国派出军舰雷那多号（Rinaldo）到镇江港外示威。同年九月十日，军舰雷那多开往南京威吓南京总督，接着英国驻华公使亚尔科克要求英国远东司令哈利•凯培尔（Sir Harry Keppel）派军舰到大运河，向南京和扬州的地方官施压力，要求地方官赔偿。英国派出的军舰有罗得奈号（Rodney）、雷那多号（Rinaldo）、史丹尼号（Stanley）、伊卡鲁丝号（Icarus）和吉伯拉号（Zebra）。这些英国军舰悍然长驱直入中国内河一带，准备随时炮轰、焚烧、屠杀。整件事是以满清政府的公开道歉，以及扬州知府被革职才了结的。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在英国总领事麦都思的陪同下，重返扬州。 

扬州暴乱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得势不饶人，不肯善罢甘休。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国外交部长史丹尼勋爵（Lord Edward Stanley）指示英驻华公使亚尔科克要向中国政府交涉，说英国的政治威信已因扬州事件受到严重损害，要求满清政府赔偿。史丹尼勋爵是保守党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 Disraeli）的内阁大臣。几天之后，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Will- iam Ewart Gladstone）组阁，由克拉伦顿伯爵（Earl of Clarendon）接任外交部长。也许神藉着这机会让戴德生与属世的权势划分界限；克拉伦顿改变了对华政策，要求英国驻华公使亚尔科克和总领事麦都思为出动数艘军舰，以武力压制满清政府的蛮横手段做出解释。那时候戴德生和玛丽亚的属灵感觉还是迟钝的，不知道差传的工作，不能依赖外邦人——包括任何政府——的武力。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三日，英国的权威报纸泰晤士报在社评中抨击中国内地会，说早期的使徒和宣教士从来不依赖军舰和武力去宣扬基督的福音；当我们听到有一些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人，竟动用枪炮威胁中国内地的城镇，我们对此感到震惊。 

英国的读者，包括支持戴德生的基督徒，都对这些报导感到震惊；令戴德生痛心的，是许多已往信任他的基督徒，包括至亲好友，也因着这些不利于他的报导，而疏远他，不再支持他。内地会的奉献款从此大幅度减少。 

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布里斯托弟兄会的领袖乔治•慕勒，非但没有中断他经常性的奉献；反而扩大他对内地会的经济支持。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年，慕勒奉献给内地会的款额，正好补足各方面减少奉献给内地会的款额。 

一八六九年，戴德生本想带着玛丽亚到宁波附近的普渡岛度假十天，上海报纸报导他又会到那里制造事端，英国领事馆被迫叫他离开度假地。那些报刊的攻击性文章未免过火，有的说他卤莽、愚昧、扰乱社会治安；有的说他已经招惹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使无辜的外国人无法在中国立足，破坏了中外关系；有的甚至建议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这些中伤的言论使戴德生心灵受伤，灵性陷于低潮。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感到沮丧和失望，有一段从未公诸于世的戴德生的笔录，说他绝望到甚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拦阻戴德生去自杀的，是玛丽亚的爱情；玛丽亚一直在属灵的事工上，支持他和勉励他。 

从这些事情上，我们看到一个属灵伟人，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失败、软弱、绝望的时刻。感谢神，戴德生在最恶劣的情况中，蒙神的保守，度过了危机。

一八六九年夏天，戴德生有着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他恨自己，他恨恶自己的罪，却没有能力胜过罪。他的内心苦苦挣扎，每天祷告、认罪、禁食、立志为善、勤读圣经，仍然没有果效。他愈靠自己的能力追求圣洁，愈活不出圣洁，直到他几乎绝望了。八月间，戴德生到杭州探访那里负责的同工约翰•麦卡锡（John Mc Carthy），向麦卡锡弟兄谈到自己灵性上的挣扎经历，他所谈的其实也是麦卡锡弟兄当时的属灵光景。戴德生在回途中一路在想：“怎样向基督支取我所需要的？祂富足，我则贫穷；祂刚强！我则软弱。” 

同年九月间，戴德生接到麦卡锡的一封信，信里说：“让爱我的救主在我里面，行出祂的旨意，住在基督里，而不是靠奋斗挣扎。”信的最后一段话，说：“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或是祈求信心的增加，只须仰望信实的主就够了。完完全全地安息在爱我们的基督里面，时时刻刻地，永永远远地。” 

读完这封信，戴德生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纵然失信，祂乃是可信的。”他不再挣扎了，他看到他与基督是合一的。 

戴德生召聚同工们来读麦卡锡的信。“企图从祂那里乞讨丰富的恩典是错误的，我们是祂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祂的肢体，就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啊，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竟与复活的主合为一体。” 

一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玛丽亚因病逝世；戴德生平静地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他关在房间里，独自面对神，他靠着神的恩典，已经刚强得胜了。他再次严肃地将自己奉献给神。 

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戴德生乘搭伏尔加号（Volga），离开上海，同船的有女同工福珍妮。福珍妮曾在五年前，和戴德生一起乘搭兰花号到中国。福珍妮到杭州后，办了一间学校，又带领了五十多人信主，为人聪明能干。他们在伏尔加号轮船上，已经互相恋慕。伏尔加号抵达法国马赛港后，戴德生、福珍妮就改乘火车到巴黎，四天后到达伦敦。到了伦敦，戴德生在征得福珍妮的父母同意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福珍妮结婚。 

戴德生续弦之后，没有和福珍妮度蜜月，夫妻两人都是内地会的同工，许多工作摆在面前，等着他们去处理，何况福珍妮还要照顾戴德生前妻玛丽亚留下的几个孩子。 

一八七二年一月，戴德生一家人搬到伦敦培兰路（Pyrland Road）六号。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但整个内地会在英国的总部，仍是在威廉•柏迦在圣山（Saint Hill）上的住宅里。 

搬完家之后，戴德生先到班斯泰埠，拜访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戚伯门对戴德生说，我每天都在访问你，意即戚伯门每天都为戴德生祷告。戴德生接着到布里斯托拜访另一位弟兄会领袖慕勒，并在慕勒主持的伯赛大教堂讲道。 

同年六月，戴德生应圣公会威廉•宾法特牧师的邀请，到迈德美聚会（Mildmay Conferene）中讲道。在这次聚会中，戴德生认识了同为讲员的美国大布道家慕迪。在迈德美聚会之后，中国内地会在伦敦的组织结构得到加强，增加了两位义务秘书。一位是理察•希尔（Richard Harris Hill）；一位是亨利•苏涛（Henry Soltau）。查理•希尔的父亲老查理•希尔，是闭关弟兄会领袖达秘的同工；老查理•希尔又娶了弟兄会另一负责人亨利•威廉•苏涛（Henry William Soltau）的妹妹为妻。另一位内地会义务秘书亨利•苏涛正是弟兄会第一代同工亨利•威廉•苏涛的儿子，小亨利•苏涛的妹妹安妮斯（Agnes Soltau）则嫁给小查理•希尔为妻。总结一句，内地会的一位秘书亨利•苏涛，是另一位秘书查理•希尔的小舅子。他们两个家族是亲上加亲。如今弟兄会的希尔家族和苏涛家族的第二代，联手起来，全力支持戴德生。 

戴德生接着前往多田咸的弟兄会去拜访史达西姐妹和豪威尔两兄弟。多田咸的弟兄姐妹一直大力支持内地会的差传工作，豪威尔经营的药厂多年来赠送巨量的奎宁（quinine）药品，去治疗在中国无数的疟疾病患者。这次的交通，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即罗伯特•豪威尔的儿子，希尔多•豪威尔（Theodore Howard）加入了内地会的管理层，这是另一个弟兄会领袖的第二代，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正式投入了中国的差传事工。希尔多•豪威尔后来升任内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 

为了扩大中国内地会的支持力量，戴德生接受了几位义务秘书的意见，邀请有负担的，或有经济实力的基督教的领袖为推荐人（Referees）。Referees这个英文字很难恰当地翻译，在这里包括了赞助人的意思。被邀请为中国内地会推荐人的，包括有当年弟兄会中最有名望的、最有威信的负责弟兄：戚伯门（Rober Chapman）、标利（Henry Bewley）、柯林渥（Willian Collingwood）、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约翰•摩利（John Morley）、慕勒（George Muller）、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史密斯（Denham Smith）、亨利•瓦利（Henry Varley）。 

新改组的内地会在宣教事工上有了异象，强调要扶助中国的基督徒，使他们趁早自立。并且强调内地会要竖起十字架的标记，愿意接受最低的、最卑微的地位，追求与中国各阶层的人士和睦。 

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戴德生离开英国，再接再厉地，投入中国的差传工作里。戴德生到达中国时，所带来的款项，正好解决了在中国的同工们的需要。当时内地会在中国的同工已有一百位，加上他们的家属，每个月的支出实在十分庞大。戴德生在同工们彷徨无措、灰心丧志的时候，再次把同工们团聚在一起，并且勉励他们，提醒他们必须不忘当初神所付托的使命——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乘船到武昌时，扭伤骨头，倒床不起，十月份回到英国治疗。戴德生到英国后，病情严重，以致两小腿瘫痪，医生嘱他要长期卧床休息。这时戴德生正值壮年，才四十二岁，这个突来之病对他是项沉重的打击。明知内地会有成千上百的事要他处理，他却动弹不得；他唯有天天为内地会和中国祷告。

一八七五年初，戴德生病在家中的时候，印发一项启事，要求各地信徒为数亿中国人祷告，并请在英国的弟兄姐妹，每天抽出一分钟，求神差遣十八人到中国作差传工作。戴德生夫妇并隐名奉献出四千镑，为中国的差传工作之用。 

一八七五年四月，内地会向神所求的十八个宣教士，出发到中国。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戴德生在中国召集同工们到镇江开会，聚会时大家为差派七十个宣教士到中国恳切祷告。一八八三年，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响应了这项呼召，内中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这一年戴德生正在英国，剑桥七杰中有因他得着属灵帮助的。 

一八八七年，戴德生已是五十五岁，他的信心并没有减退，他仍仰望神，再差遣一百名新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还仰望神在那一年再供给内地会一万英镑的经费，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年终统计时，该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一万一千英镑的奉献款，而蒙召到中国的宣教士，则是一百零二人，比起原先所求的，还多两名。

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马隆•弗洛斯特（Mahlon Frost），因开采石油，积累相当多的财富，他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创办人之一。 

马隆•弗洛斯特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同时非常好客。马隆•弗洛斯特的朋友当中，有美国的复兴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一八七四年，当弟兄会的“孩儿讲员”慕尔豪（Harry Moorhouse）到美国的时候，马隆•弗洛斯特就接待他住在他芝加哥的家里。在芝加哥，慕迪和慕尔豪在讲台上所释放的信息，使马隆•弗洛斯特在灵性上得着激励。 

原来慕迪是在一八六七年访英时，认识弟兄会的布道家慕尔豪的。慕迪首先认识了普里茅斯（Plymouth）的弟兄会领袖瓦利（Henry Varley）；又经瓦利介绍认识了都柏林（Dublin）弟兄会另一领袖标利（Henry Bewley），而慕迪是在都柏林的聚会中被介绍认识慕尔豪的。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内地会在英国邀请了许多有名望、有实力的人作推荐人；而弟兄会的领袖几乎倾巢而出，出任内地会的推荐人，内中就包括了瓦利和标利。 

马隆•弗洛斯特的小儿子亨利•弗洛斯特（Henry Frost），从小就蒙恩得救。他听到了太多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的事迹，就立意要加入内地会，并愿以具体的行动，呼召美国和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尽力支持内地会在中国的差传事工。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亨利•弗洛斯特从纽约乘船，前往英国寻找戴德生。亨利•弗洛斯特见到从苏格兰甫回伦敦的戴德生时，心里大受感动。他多年来心目中的属灵伟人，竟是那么温柔谦卑。从那时刻起，亨利•弗洛斯特就下定决心，要终身与戴德生合作。 

初次的会面，最令亨利•弗洛斯特失望的，就是戴德生听到亨利•弗洛斯特要动员美国、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去支持内地会在中国的差传事工时，戴德生竟没有立即接受其好意。 

一八八八年七月，戴德生应慕迪邀请，前往美国讲道。到达了纽约市，戴德生就住在亨利•弗洛斯特父亲的豪华房子。戴德生在美国各地领会，圣灵大大做工，许多人献身到中国作宣教士，奉献的款项源源不绝，亨利•弗洛斯特被迫作临时司库，而中国内地会的美洲分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一八九七年，神垂听了内地会多年的祷告，一位英国的批发商人莫东（J.T.Morton），在遗嘱中留下十万英镑给内地会，基本上解决了内地会长期间的需要。 

一九○○年，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中国被迫害，殉难的有五十八名之多，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小孩。戴德生身在瑞士，听到这些消息，内心忧伤，深受刺激，脉搏每分钟从八十次降至四十次，同工们只好将一些坏消息留下，不让他知道，怕他不堪刺激。 

内地会的宣教士虽然横遭残杀，却毫无怨言，不复有往年扬州事件的强烈反应；他们不说一句怨言，更不言及报仇、赔偿之类的事。所有内地会的同工，遵照戴德生的规范，吃苦耐劳，甘冒生命危险，一旦受到迫害，不向本国政府投诉。 

一九○一年夏天，他在瑞士沙木尼谷（Chamon- ix Valley）的松林中散步，滑脚跌倒。当他身体稍为康复，他就想到中国。他虽身在瑞士，却心在中国，他渴望早日回到他心爱的家乡中国。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老伴福珍妮因病逝世。 

一九○五年四月，戴德生七十三岁时，终于达到他的心愿，他第十一次来到中国。 

一九○五年六月三日，他在长沙时，对同工们说：“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神，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在祷告中，没有什么大事与小事之分。只有神才是伟大，我们应当完全信靠祂。”说完这些话，戴德生就回到房间，安然归主。 

这一年，内地会在华的宣教士，已有八百二十八名，教堂七百五十四处，布道所一千一百所，受洗加入教会的人无法计数。 

此后，内地会继续发展，证明戴德生撒下的种子并不落空。一九一四年，中国内地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差传机构。一九三四年，内地会达到了历史的巅峰，旗下的差传工作者达到一千三百六十八人，给中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属灵的祝福。

1.John Pollock著的Hudson Taylor and Maria（严彩玛译的《戴德生与玛丽亚》）。 

2.Roger Steer著的J.Hudson Taylor.（梁元生译的《戴德生——挚爱中华》） 

3.Dr.＆ Mrs.Howard Taylor著的By Faith Henry W.Frost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4.Dr.＆ Mrs.Howard Taylor著的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5.Dr.＆ Mrs.Howard Taylor著的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6.Robert Peterson著的Robert Chapman． 

7.A.J.Broomhall著的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第一册至第六册）。 

8.Marshall Broomhall著的The Man Who Believe God：The Story of Hudson Tay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