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玛丽亚的学问修养，比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戴德生，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玛丽亚教导他书写优雅通顺的英文，纠正他带有土音的英语。玛丽亚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宁波话，正好作咬字不正的戴德生的老师。甚至在读希腊文新约圣经时，玛丽亚的希腊文造诣，也远远超出戴德生之上。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帕克医生的妻子，忽然患病，当晚不治而死，留下四个乏人照料的孩子。帕克医生自己的健康也大不如前，就决定携带小孩子回苏格兰。 帕克医生留下的医院，有三十张免费病床，另外有三十张普通病床，则用来治疗那些戒毒者。这所医院在宁波是被当地外国人和华人所称誉的；帕克医生被认为是宁波最合资格的医生。 帕克医生虽然将医院移交给戴德生，却只留下一个月的经费，当他们吃到最后一袋米时，戴德生忽然收到柏迦的汇款五十英镑，全医院的员工和病人，都开声赞美神。戴德生因自己没有受过正规大学的医科教育，甚至未领取医科专业文凭，在医术上无法应付一些比较奇难的病症；加上医院的繁重的工作，使他疲于奔命，他终于决定，要与玛丽亚回到英国。戴德生离开宁波时，他在宁波桥头街带领的聚会，已经有二十一个弟兄姐妹，他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 一八六○年七月十八日，戴德生夫妇带着女儿恩惠（Gracie），和一位中国同工王来君，乘搭“银禧号”（Jabilee），离开上海，直航英国。他们于十一月二十日，到达英国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戴德生回到英国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修完医学课程，取得医科文凭，成为合资格的医生。他住在伦敦的东区（I，Beaumont Street，Mile End Road），到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上课和实习；直至一八六二年七月，他通过了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会员(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几个月后，他又成功地考取了皇家外科医学院助产士的执照（Licentiate in Midwifery），使他成为合格的接生员。 一八六二年夏天，考到医生文凭的戴德生，前往多年来支持他的威廉•柏迦家里，度假一星期。柏迦住在英国南部索塞克斯郡（Sussex）的东格兰士特（East Grinstead）的圣山（Saint Hill）上，房子连着一片草原和一座湖泊，可说豪华之极。 度过假，戴德生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把宁波话的新约圣经，从文言文改为罗马拼音。王来君跟他到英国来，为的也是这件事。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Society）同意赞助和出版这本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圣公会布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让其传教士弗德利克•高（Frederick Gough）参与其事。弗德利克•高既通希腊文，又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和戴德生夫妇、王来君合作得很好。但这项翻译工作繁重，四人经常埋首工作十至十四小时。 一八六三年九月，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审阅了戴德生等人修订的罗马拼音的宁波话圣经，指出该修订本圣经诸多错误，整个修订工作是一个失败，决定终止赞助戴德生等人从事修订圣经。这对戴德生是一项沉重地打击，但他并不灰心，感谢主，他终于说服了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支持他们完成这项修订宁波话新约圣经的工作。 同年，在皮尔士伦敦的家里，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亲自接见了他，垂询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戚伯门上次接见戴德生是在一八五二年。 最使戴德生夫妇难忘的，是他们带着宁波来的王来君，到布里斯托拜访了伯赛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的慕勒（George Mueller）。此时慕勒已在爱希莱丘原（Ashley Down）建成了孤儿院的三座新大楼。戴德生应慕勒邀请，在伯赛大教堂和爱希莱丘原上的孤儿院讲道。 一八六四年五月，戴德生夫妇和王来君前往新的都市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去听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讲道。戴德生和司布真互相倾慕，而司布真也请戴德生讲过道。 多年来，戴德生的心血都花在宁波这地方，他说的是宁波话，修订的是宁波语的圣经，谈的是宁波的家常事。但是在他家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宁波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在中国的广大的腹地，许多内陆省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湖南，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去作差传的工作。因此他开始有一个负担，要向中国内地的省份传福音。当他年轻时，神呼召他到中国传福音，这个呼召不是单指着中国沿海的城市，也包括中国的内地。戴德生听到神对他的呼声：“如果你愿意与我同工，我要藉着你去完成在内地的事工。” 内地会的构思实际上已经逐步具体化，它的名称“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匾额那时已经挂在他朋友柏迦的客厅上。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戴德生到柏迦家里，参加那里的例常祷告聚会。戴德生在祷告时，公开呼求神派遣差传人员到中国内地的省份去。接下去两晚，戴德生前往多田咸，到弟兄会那里，向多年来支持他的弟兄姐妹，说出他对中国内地的负担。 戴德生马不停蹄地，从多田咸，赶往布莱顿（Brighton），去会晤前中国布道会秘书皮尔士。皮尔士——这个当初差派戴德生到中国去的中国布道会的负责人，认同戴德生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当时，戴德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领袖。在六月二十五日主日早晨，人们都到教堂去聚会，布莱顿沙滩上不见一人。他独自一人在沙滩上散步时，他知道他必须下定决心，不能再有所犹豫，否则他的内心将长久痛苦，将来无法向神交账。他突然得着启示，如果他顺服主的呼召，责任在祂，祂必会担负一切的重担。他拿出笔来，写下他对神的要求，求神差遣二十四名工人到中国内地去。 一八六五年七月初的一个主日，戴德生在伦敦牛津街一个公开的弟兄会的祷告聚会中，要求弟兄姐妹为中国的差传工作和内地会所迫切需要的传教士祷告。戴德生的祷告感动了拉斯多勋爵夫人（Lady Radstock）。那天早晨，正好他儿子拉斯多勋爵三世（Lord Radstock）也来聚会，神藉着拉斯多勋爵把戴德生带到另一班弟兄会的圈子里。 拉斯多勋爵也是弟兄会的负责弟兄之一，在那段日子，他被另一位年长弟兄卡万伯爵（The Earl of Cavan）邀请到威斯顿（Weston-super-Mare）的弟兄会去负责讲台。拉斯多老勋爵夫人另一个女儿则是柏全普夫人（Lady Beauchamp），是多马•柏全普爵士（Sir Thomas Beauchamp）的妻子。柏全普夫人当时也在场，听到戴德生对中国差传工作的呼求。这些弟兄会的贵族家庭，连接几星期邀请戴德生到他们圈子里去聚会，而这个圈子是戴德生从来没有梦想到会认识的。戴德生透过拉斯多勋爵，认识了卡万伯爵，戴德生后来更成为卡万伯爵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初，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邀请戴德生到班斯泰埠（Barnstaple）去，并让戴德生在弟兄会的聚会中讲道。两人私下交谈时，戚伯门向戴德生述说他在西班牙作差传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这时这位德高望重的弟兄会领袖已是六十三岁，比起三十四岁的戴德生足足大了约三十岁。戚伯门给戴德生将要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祝福，并赞同内地会是超宗派的，即内地会的门将向一切纯正信仰的宗派打开，而弟兄会在各地的弟兄们绝不因此而削弱对内地会的支持。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戴德生、柏迦等弟兄在卡本街（Coborn Street）戴氏的住宅起草了中国内地会的章程，从此奠定了内地会的根基。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被邀请为推荐人（Referee）。 一个宣称超宗派的内地会，卒之获得了英国所有对中国差传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的普遍支持，各方面的奉献款纷纷涌到，五星期内已收到近二千英镑，没有人去具体分析有多少奉献款是来自弟兄会的，因为弟兄们所作的支持一直是低调的、不明显的、不为人所知的。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