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圣诞节，当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从学校回家度假的时候，带来一位学校女音乐教员玛丽莲•斐恩（Marianne Vaughan）。玛丽莲非但美丽动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歌声婉转，扣人心弦。戴德生一见玛丽莲，就为之倾心。在整个圣诞节的假期中，玛丽莲、阿美丽雅、戴德生三人策马在英国的皮克区（Peak District）驰骋；到假期完时，戴德生对玛丽莲的爱慕，更进一步加深，戴德生已经对她到了非卿莫娶的程度。 当戴德生在赫尔市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的时候，由于赫尔离开玛丽莲教音乐的学校的所在地巴顿（Barton）很近，二人也就保持来往，情感更加亲密，戴德生实际上是陷入爱河中。可是，戴德生是一个奉献的人，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而玛丽莲却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毫不关心，她既不支持，又不同情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她有时问戴德生：“你非到中国去作差传工作不可吗？”言外之意，显示她喜欢在英国过安逸的生活。 在这期间，戴德生往访玛丽莲时，认识了玛丽莲的另一同事，名叫伊利沙白•西森（Elizabeth Sissons）。伊利沙白和戴德生碰过几次面之后，伊利沙白向别人坦言，戴德生是她心仪的对象；戴德生渐渐地也喜欢上她。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过节俭的、有纪律的生活，来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离开哈迪医生的家，住进一个喧闹的船坞地区，叫污水边（Drainside）。戴德生在污水边，住在柯丁咸排房三十号（30，Cottingham Terrace），向该屋子的女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以三先令一星期的房租，租到一间简陋的房间。 戴德生住进这样一个贫民区，超出了玛丽莲所能忍受的程度，使她大失所望；原本已经山盟海誓的一对情侣，至此宣告破裂。戴德生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妹妹阿美丽雅，述及他当时的感受：“有一段日子，我是难受到极点，甚至想放弃一切。主日，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开始默想神的爱。祂完全征服了我，使我谦卑下来。祂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僵硬的心灵。” 一八五二年五月，《拾穗者》通告，中华协会（Chinese Society），改名为中华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并声称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是中华布道会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华布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弟兄会的企业家。 在赫尔，朱克斯带领的弟兄会，这时候印证了戴德生的呼召。戴德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辞去哈迪医务所的职位，于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同年十月底他在中国布道会的赞助下，到伦敦东区(East End)的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学习医科。 每逢主日，戴德生都到布鲁克街教堂参加弟兄会的聚会，负责姐妹史达西小姐，看到戴德生过分劳累，总是接待他到她家里休息，并且让他独自安静，不让别人打扰他。 戴德生为了锻链自己将来去面对艰苦的差传工作，每天只吃一块面包，几个苹果，每天还要步行四英里的路到医院。这样刻苦的生活，只有六星期的时间，戴德生因解剖尸体时不慎感染到细菌而病倒，被迫回老家巴恩斯莱养病。 戴德生身体稍为康复，就透过弟兄们，得以有机会亲自向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说出自己对中国的负担。 一八五三年初，戴德生重返伦敦，戴德生这时才考虑到一个人单身到中国去，远不如有一个伴侣相随，可以互相照顾，他于是鼓起勇气，再次与玛丽莲重续前缘，结果两人再次订婚。玛丽莲虽然有意追随情郎到中国去，玛丽莲的父亲斐恩牧师（Rev.Vaughan）却坚决反对女儿出阁到遥远的中国去。结果第二次的婚约又告吹。本来就心仪戴德生的伊利沙白•西森，碍于自己是玛丽莲的同事，已往不便向戴德生有所表示，如今玛丽莲正式退出，就送戴德生一些画册，以表慰问之意；戴德生在离开英国之前，也送伊利沙白一枚胸针，作为定情的信物。 戴德生既有多田咸弟兄会的印证，复经过了弟兄姐妹的恳切祷告，弟兄们就催促他尽快动身到中国，内中有一个弟兄威廉•柏迦（William Berger），也衷心支持这项差传工作。 柏迦是英国极为有名的柏迦淀粉厂（Berger's Rice Starch）的老板。他本来是圣公会会友，在年轻时，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他感动得掩泣不止。当他将这重生经历告诉圣公会牧师普里本达利•高力富（Prebendary Griffiths），却受该牧师斥责一顿，把他赶走。柏迦后来加入弟兄会，但是对达秘走的闭关的路线，却无法忍受。他之所以参加多田咸的弟兄会，是因那里的聚会，在豪威尔兄弟的带领下，是比较开通的和公开的。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戴德生乘搭一艘小帆船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离开利物浦港口（Liverpool），向上海进发。该艘帆船载重不及四百七十吨，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经过了一百六十二天的风浪，戴德生终于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戴德生拜访了他多年所景仰的中国问题专家麦都思（Dr.Walter Medhurst）。麦都思著作甚丰，著有马来文书籍六本，英文书籍二十七本；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所著作的中国书籍高达五十九本。这时麦都思是上海的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骨干人物。 由于差派戴德生到中国的中国布道会，没有事先通知伦敦差会，戴德生将到上海，这种作风有欠礼貌，所以麦都思对戴德生的突然到达颇为愕然；既对这个新成立的、有弟兄会背景的中国布道会有所不满，连带地他也对戴德生态度冷淡。 倒是一位洛卡特医生（Dr.William Lockhart），对年仅二十一岁的戴德生，非常有爱心，让戴德生暂时住在他家里。 最使戴德生为难的，就是中国布道会，并没有按时汇款给他；反观其它差会，做事都比较负责任和有规律。 一八五四年，中国布道会又差派一个帕克医生（Dr.William Parker）到上海。戴德生以为有另一个同僚携眷到上海，中国布道会除了会支付帕克医生的费用，肯定会叫帕克捎来拖欠戴德生多月的欠薪。令人失望的是，帕克医生到上海时，也是分文不带，两袖空空，中国布道会的汇款，拖了很久才到来。中国布道会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弟兄会，内中也有少数其它宗派。戴德生来自弟兄会，而帕克医生则属长老会。帕克医生是格拉斯格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出来的医学博士。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中旬，戴德生与伦敦差会的艾德根（Joseph Edkins），开始到黄浦江以南派发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戴德生不在外地作宣教工作时，就用功读中文，每天读足五小时。他写给他妹妹阿美丽雅的信这样说：“这里有做不完的工作，你们应当尽快学中国话，不要对这里的工作麻木不仁。” 那时中国内战频仍，工作压力太大，戴德生虽有满腔的热诚和勇气，无赖体力不支，灵性下沉。他感到孤单、寂寞，逐渐地他领会到他需要一个妻子。他早先已写了封信给伊利沙白•西森，向她尽诉心中的情意，要她寄一束秀发，作为信物。一八五五年一月，他的示爱并未落空，伊利沙白不负所望，寄来了一束秀发。 帕克医生和戴德生有意在上海设立一间医院，但是中国布道会在伦敦的总部不答应。倒是多田咸弟兄会的威廉•柏迦汇来十英镑，并让他们两人决定款项的用途。他们两人决定将这笔款用来支持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在上海成立一个住宿学校的第一步。 一八五五年六月，戴德生和帕克医生，还有另外一位圣公会的传教士卜尔顿（John Burton），前往浙江省的宁波。在一八四二年中英所签署的条约，辟出五个港口对外通商，宁波是其中一港口，其它四个港口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 在宁波，那里早已抵步的传教士，有一位是美国浸信会的麦可温医生（Dr.Macgowan），麦可温很热情地欢迎帕克医生等。麦可温医生和其他传教士都鼓励帕克医生到宁波设立一间医院。 帕克医生一行人回到上海之后，戴德生就藉机会传福音。第一个被他带领得救的是他的厨子贵华（Kuei hua），贵华公开承认主耶稣是他的救主。贵华是柏迦弟兄奉献的十镑所支持的小孩子的哥哥。从此看出为神所摆上的，至终是不会落空的。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德生叫理发师傅把他的头发剃了，照清朝的习俗，留下一簇圆顶的头发，并改穿当时的中国衣服。 一八五六年八月初，戴德生从石门湾回上海途中，行李被仆人岳西偷走，他几乎无法回上海。几经艰难，戴德生才由一艘轮船，通融他，让他回到上海。戴德生回上海后，并没有将岳西送官治罪，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四十英镑的行李更宝贵。戴德生写一封信给岳西，说他想到主耶稣以善报恶的教训，他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伤害到岳西，戴德生还说其实吃亏的是岳西，要岳西悔改，逃避将来的愤怒。 《拾穗者》把戴德生给仆人岳西的信件予以登载，布里斯托（Bristol）的弟兄会领袖慕勒（George Mueller）读到了，他很赞同戴德生这种基督的生命的流露，他寄给戴德生四十英镑，足以弥补戴德生所损失的行李。以后慕勒不断为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祷告；不久慕勒这个孤儿院的负责人，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之一。此外，多田咸弟兄会的柏迦，另寄来四十英镑，在戴德生最需要的时刻寄到。戴德生深信神在圣经里的应许：“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而多田咸的史达西姐妹的信件，对戴德生更是一项勉励，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史达西姐妹的信这么说：“亲爱的弟兄，神赐给你一个奇妙的地方——多田咸在布鲁克街的聚会。弟兄姐妹们从来没有忘记为你祷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像你那样被不停地记念！”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