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戴德生、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连同内地会的其它人，乘搭兰花号（Lammermuir）的帆船，向中国进发，开始他们的差传之行。来送行的，有多田咸弟兄会的负责弟兄豪威尔兄弟和威廉•柏迦等。 他们在船上已经开始传福音，兰花号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之后，就有十个船员听了福音之后，在桅杆前悔改得救。 刚成立的内地会对外标榜的是超宗派，十五个传教士中，分别来自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内中有当秘书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姐妹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姐妹。在航行中，戴德生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时，在轮船出发之前，他在各地的聚会中，口口声声说内地会没有任何宗派背景，每个宣教士在涉及宗教的特殊教义和原则时，有取舍的自由。在同行的宣教士中，有两位姐妹——玛丽•包耶（Mary Bowyer）和珍•麦克琳（Jane McLean）——原属圣公会，她们来自英国迈德美（Mildmay）的威廉•宾法特牧师（William Pennefather）主持的圣经学校。威廉•宾法特牧师和多田咸弟兄会的史达西姐妹、皮尔士等人关系密切。戴德生在兰花号上，说服玛丽•包耶和珍•麦克琳受浸。因为圣公会施行的是滴水礼。 戴德生企图改变圣公会的传统，违背了他先前强调的超宗派立场，这件事几乎毁掉了内地会的前途。自从戴德生于一八五一年，在赫尔市的弟兄会中受浸之后，他一直以为受滴礼是无效的，他认为受浸时必须全人浸在水里才有效。他虽然声明内地会是超宗派，但他本人却在潜意识里一直认同弟兄们的传统。他企图改变圣公会的宣教士所遵循的作法，是缺少智慧的和没有深思熟虑的。尤其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必须争取各宗教的支持和信任。也许有人要说，戴德生自从认识了路易斯牧师（William Garrett Lewis）之后，曾到河滨教堂（Bayswater Chapel）作礼拜，也算是浸信会会友，问题是：浸信会也是浸在水里啊！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在寒冷的天气里，戴德生带着所有的同工，抵达杭州。早在两年前，圣公会已有一位宣教士乔治•慕尔（George Moule），到杭州作差传工作。乔治•慕尔起初对戴德生很客气，但看到戴德生一行人作中国人的装束，心里不愉快。 几天之后，兰花号的同工中，有一个路易斯•尼可（Lewis Nicol），开始不满戴德生强制他穿中国服装，就不服从戴德生的带领。更严重的是，他们夫妇跑到乔治•慕尔那里，向乔治•慕尔告状，说戴德生不应该在兰花号上，游说两位圣公会的宣教士受浸。乔治•慕尔受到尼可挑拨之后，勃然大怒，这就触发了一场灾难。 乔治•慕尔认为中国内地会所标榜的超宗派立场，是虚假的，和行不通的。他立下决心，要乘内地会在萌芽阶段，就扼杀它。 乔治•慕尔对戴德生进行人身攻击，破坏戴德生的威信，使整个差传队伍，陷入一片混乱。 尼可本人除了不尊重戴德生的领导地位；还不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到处惹事生非。尼可夫妇在萧山作差传工作时，不懂用基督的爱，去化解当地政府对基督教的误解，反而怂恿戴德生写信，向英国领事福瑞斯特（R.F.Forrest）投诉。这封投诉信转到北京的英国公使亚尔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那里，亚尔科克就向满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说萧山的地方政府违反中英签署的条约，说萧山地方政府不应驱逐英国传教士。 在这件事上，戴德生受到尼可的左右，采用的是人的办法，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戴德生难免有人的软弱，他竟然利用一个靠鸦片战争起家的英国的势力，让基督徒在传扬福音时，逃避所受到的迫害和苦难！ 乔治•慕尔对戴德生的攻击接着又进一步升级；他诽谤戴德生的信件纷纷寄到英国各教会、各基督教机构去，这就引起了英国各方面对内地会的不满。 当英国各方面指责、批判戴德生时，威廉•柏迦仍然站在戴德生一边，一如既往地信任戴德生。柏迦夫妇没有儿女，他们爱戴德生如同自己的儿子。在任何情况下，威廉•柏迦不会离弃他，顶多是用爱心劝勉他。这时威廉•柏迦已是内地会在英国本土的主管。戴德生咨询了柏迦之后，把尼可这害群之马开除出内地会。 一八六七年四月，乔治•慕尔夫妇回到英国；仍留在杭州，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内地会的差传队伍。 这时戴德生的脆弱的心灵，已经被损伤到了极限，然而神托住了他，使他能经受得起这些困扰和打击，他默然地接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误解。 有了这次的教训，戴德生严格地持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再次肯定中国内地会是超宗派的。他承认当初劝说那两位圣公会的女同工受浸是项严重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戴德生决定在内地会成立了圣公会分部，后来加入内地会的剑桥七杰（Cambridge Seven）中，有三位宣教士后来竟被擢升为圣公会的主教。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