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撒旦真的控制了一个城市，那里的景象将是如何呢？半个多世纪以前，长老会的一位牧师唐纳·班豪斯（Donald Grey Barnhouse），他每周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台播放至全国各地的讲道中，提出了他所构想出来的情境。班豪斯猜想，如果撒旦接管了费城（Philadelphia）的话，所有的酒吧将会关门大吉，色情行业会受到禁绝，纯朴的街道上会挤满整洁、以微笑相待的行人。没有人会出言咒骂。孩子会说“是的，先生”，或说“并不是这样，夫人”，而且教会每主日都会座无虚席，......只是那里从来都不传讲基督。
基督是罪人的唯一盼望；但我们很容易偏离这一点。当我们衡量所有事情，是根据我们的快乐，而非根据神的圣洁时，“我们乃是罪人”的观念，就变得是次要的，甚至是冒犯人的。如果我们本来就是好人，虽然迷失了路，但只需适当的指导，便能变得更好，那么，我们仅仅需要一位人生教练，而非一位救主。我们仍然可以赞成对基督抱持高度的评价，肯定祂的位格和事工的核心地位，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我们却偏离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得耶稣”这个吩咐（来十二2）。今天，使我们偏离基督的事物，有许多甚至是好的东西。为了要驱使我们偏离核心，撒旦所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抛出几样属灵世上，或是一些道德和政治上的改革运动，又或者是其他某些“适切需要”的行动。把谈话的焦点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欲望、需要、感受、经历、活动、和抱负——能叫我们充满力量。终于，现在我们都在谈论一些实用和适切需要的事情了。
潘霍华结束了在美国的巡回演讲，返回纳粹德国，后来被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在那里被处以死刑。潘霍华将美国宗教总结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更正教”。虽然宗教改革在美国宗教历史上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之前），而且至今仍在和复兴主义者遗留下的统治势力相抗衡，但潘霍华的诊断看来是有道理的：
「神没有将宗教改革授予美国基督教。祂授予了强而有力的复兴主义传教士、牧师和神学家，但没有经过神的道所改革的耶稣基督的教会。……美国神学和美国教会在整体上始终不明白被神的道及它所意指的一切“批判”的意思。他们不明白神的“批评”其实涉及到了宗教、教会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成圣；也不明白，神建立祂的教会，是超越了宗教，超越了伦理。……在美国的神学中，基督教在本质上仍然是宗教和伦理。……因着这一点，在神学上，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必须渗入背景之中，从长远来看它还会被人误解，因为它没有被视为激烈的审判和彻底的饶恕之唯一理由。」
在新约和旧约中，教会一再证实它就是囚禁自己的共犯。马丁•路德在他那个时代观察到了这一倾向，写了《教会被掳于巴比伦》（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他在该书中主张，教会迫切需要靠主得着释放，脱离她认定良好的、甚至是大有希望的事物的捆绑。
被掳这个词是不是太激烈了？毕竟，在美国并没有像宗教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Religious Affairs）这样的机构控制教会的言论。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书中，犹太作家尼尔·柏斯曼（Neil Postman）（纽约大学传播学教授）指出两个世界末日的场景之间的差异。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预言了一个“老大哥”主宰的社会——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我们庆幸自己躲开了欧威尔的预言，至少是在美国，但我们忘记了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年代稍早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景。欧威尔预言的是外部强加的压迫，而赫胥黎想象的是自我强加的被掳：
「在他看来，人们会喜爱他们所受的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维能力的技术。欧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没有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想读书。欧威尔害怕那些剥夺我们讯息的人，赫胥黎担心那些给我们太多讯息的人，使我们变得被动和利己。欧威尔担心我们不明真相，赫胥黎担心真相会淹没在一片不切实际的海洋中。欧威尔担心我们的文化会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我们的文化会成为庸俗文化，专注于一些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聊规则的游戏。」
我们若是奴隶，压榨我们的并不是外部压迫者，而是我们自己的琐碎愿望。我们乐于被掳——直到神上场，向我们所推上宝座的执政掌权者发出祂的庄严命令：“让我的百姓去！”
（本文节选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美】麦克•何顿著，题目为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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