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向习惯于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基督教读者们出版一套有关圣经教义的丛书，出版者是需要一点勇气和执着毅力的。本书关于信仰是基于事实而非个人感受和个人取向的观点，也许会冒犯不少持世俗观点的读者。“耶稣讲座”的新约学者们，在长期以来摒弃了80%记录在圣经福音书中的耶稣言论后，如今宣称“他们认为耶稣并没有从死里复活，而基督徒们不必对此感到被冒犯，因为‘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不过是一种宗教信心的观点，信则有不信则无，而不是一个历史事实”。
读者虽然拒绝接受这种教义上的歧论，但仍然可能会对本书关于教会的圣经教义观点，尤其是对将旧约圣经中神的子民包括在教会内的教义观点感到惊讶。但是教会毕竟是神启示的一部分，在教会与地狱之门抗争的时候，它必需了解神对它的应许，它与基督耶稣为一体，有圣灵呼召的大能。当教会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它应该更善于欢迎慕道的朋友们，在基督的激励下走向慕道者，在世人面前背起传福音的十字架。
我谨此向校园出版社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尤其感谢神学书籍编辑大卫•凯顿，作为基督的仆人，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远超过一个职业编辑的细致认真。也感谢我的女儿，利百加•琼斯，改正了我诸多的笔误。还有我的妻子，珍妮，耐心的陪伴我在电脑前的漫长时光。感谢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这些年来有教于我。在此也特别感谢我的助手史蒂夫•鲍克。还有作者韦因•格鲁登给的我大量的宽容的回复，即使在我们意见相左时也一贯如此。
天国的领地
在伦敦金融区的中心地带，比斯普格（Bishopsgate）街的圣海伦教堂静静地耸立，城里直插云霄的大厦使它看起来显得很矮小。这座古老的教堂是如何历经希特勒和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以及历史演进的辞旧迎新而幸存下来的呢？外表全是明亮玻璃墙的那些毫无个性的金融和商贸中心摩天大楼环绕着它。一位程序师从他位于大厦三十层的办公室俯窥这与四周围格格不入的教堂，他微笑的目光穿过手中杯子上飘散着咖啡芳香的雾汽落在这见证着难以置信的信仰的孤独纪念碑上。
基督教从来就没缺过预言它消亡的先知：近代就有尼采、费尔巴哈、马克思、盖德（Gide）和萨特。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已经被破坏了，与“系统化的使之解体以及把我们的文化‘垃圾化’”相比，由城市化和全球化所导致的恶果还算是小的。教育、媒体部门的主管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主管攻击基督教信仰和价值，宣称它们与个性解放和全球一体化背道而驰。
礼拜二来的一个参观者，在教堂大厅里，享受着喧嚣的现代都市生活反衬下的教会宁静。一个年轻的商人出现了，找了个座位开始祷告。还不见怪吧，英国种族各异的人口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做这种事。接着，另一个年轻人出现了，接着又是一个。不久，他们从四周混凝土造就的“峡谷”中汇成人流涌入教堂。金融家和办公室职员，男人和女人，老的少的，他们数以百计，挤入午餐一小时解经聚会；这一聚会在圣海伦教堂非常有名，历经十年不衰。这间教会的牧师迪克•卢卡斯（Dick Lucas）登上讲台，宣唱了一首圣诗，然后请会众打开圣经。清楚有力得令人惊讶，他只是解释了那段经文讲了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以及为什么在他面前的男女需要认识主。
像这样不寻常的聚会可能会发生在世俗的时代，但它们真的会影响我们对教会的评估吗？它不是“新月或者安息日，”而是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午餐一小时时间。毋庸置疑，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不是教会会员。虽然其中有些人会参加礼拜天早上的教会崇拜，但办公室职员是不能造就一个地区性教会的。难道礼拜二圣海伦教堂的聚会仅仅强化了这样的印象：不论福音信息仍保有什么样的吸引力，传统教会事实上只不过是历史的遗物罢了。在经历了1991和1993年的炸弹损坏之后，圣海伦教堂寻求批准对其进行翻修，以便增加更多的座位。但是，乐于保持这一时代性建筑的多个社群激烈反对该项提议。他们想把教堂重修为纪念碑，而不是向城市传播福音的中心。
多元时代的教会
从前教会是欧洲文化的中心。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认定：教会以外无救恩。基督教新教的改教者从来就没有对教会的重要性提出过疑问。尽管未能改造罗马教会，他们仍然藉着区分真教会的标志而对它的教导进行了挑战。
然而，现在，罗马天主教会已经放弃了它对救恩的圣礼性独占（a sacramental monopoly）的权利。梵蒂冈二次会议描述了由在基督里新生命而得来的祝福，接着加上了以下这段话：
所有这些不仅对基督徒是真的，对那些有善良意愿的人来说也是真的，在这些有善良意愿的人心中恩典无形地活动着。既然基督是为所有人死的，既然所有人事实上都被呼召有一个相同的命运—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就必须坚持，藉着神所明了的方式，藉着“复活节的奥秘（paschal mystery），”圣灵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成为同伴的可能性。
这空前的让步甚至仍然认定：救恩需要某些与“复活节的奥秘”中的基督的秘密认同。但激进的当代神学家却说，“不是这样。”救恩不仅仅局限于教会、基督教或者基督。所有宗教权利平等，因为它们对宗教真理拥有平等的权利。他或她会以“他/她/它”来称呼神。可能会反对这一中性用法的唯一一位神就是圣经中的神，因祂以祂专有的权利而著称。我们被告知，这位神很久以前已经和正统神学一道死了，教会就是祂的坟墓。
面对异端邪说和“属世宗教（earth religions）”的死灰复燃，难道我们应当把我们对教会的所有关切都束之高阁，回到保罗在亚略巴古的布道，向现代异教徒宣讲天地之主这位未知的神吗？很多人正敦促作出这样的改变。霍肯迪克(J.C.Hoekendijk)曾观察到：“在历史上，教会的每一种强烈兴趣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属灵退步的标志……”。
可以确信，如果教会代替基督成了我们灵修的核心，那就是属灵退步的开始。有关教会的教导不以基督为中心，是自取失败，是错误的。耶稣曾对承认祂的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忽视这样的目的就是否定祂是主。基督到来的福音包括祂来做什么的好消息：祂来是要让我们与祂联合，让我们彼此联合成为祂的身体，成为神的新子民。
二十一世纪对教会存在的真正威胁再一次表明我们就是需要教会。洁身自好和不以基督之道为耻的勇气，就是在那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人所组成的群体里, 仍然得以培育。教会不可以为了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被接纳而放弃传讲世界的唯一救主的权利。我们必须有个共同的清楚认识：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做见证，而是为基督做见证。在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世上一个一个分开的光点，而且还是建在山上的城市。在遍布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族群仇恨中，教会必须以基督的爱为纽带，把以前的敌人联结在一起成为主内的兄弟姐妹。只有这样，教会才能成为主的国度的标志：基督来的时候，这国度会降临，并且它已经藉着圣灵存在于现今的时代了。
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本身并不是世俗的。它们也有助于福音的传播。但是，商业界、教育界和信息产业界认定：在伦理问题依然存在的时候，宗教事务只是私事，处于公共政策或利益的范畴之外。个人对基督是主和祂的国度的见证，换来的不过是别人耸耸肩：“如果你有宗教体验，很好。昨天打扰我的耶和华见证人也有。”
然而，作为基督国度的社群，教会能够向世界显明它必须尊重的伦理上的诚实。当彼得描述基督徒公义的行为在外邦中的影响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毫无关联的各个圣徒，而是被从黑暗中呼召出来进入神的光中的神的子民。局限于私人宗教体验的基督徒见证不能挑战世俗主义。作为社群，基督徒不仅必须再一次向世界显明家庭的价值，而且必须显明基督爱的联结。教会有序的团契生活，对无序世界纷争不断的分裂来说就成了恩典的标志，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只有当教会把因自私和憎恨而分裂的那些人联合在一起时，它的信息才会有人听，它向不友好的人送去盼望的事奉才会被接受。
世俗世界批评教会最激烈的地方正是它需要最大的地方。只有神的真理能让人得自由；对于教会来说，承认一个随机形成的宇宙这等世俗妄言就是否定耶稣是主及其内在的意义。教会是神的话语的社群，神的话语启示了神的计划和目的。在教会里，福音被宣讲、相信、遵守，福音是真理的标杆和根基，因它牢牢地扎根于圣经（腓2:16）。
政治意识的高度觉醒再一次临到福音派教会。自由派教会的左倾激进主义已经被“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的活动所盖过。敬虔的基督徒用他们的身体挡住了通往人工流产诊所的道路，承受了警察的执法暴力和被捕入狱的后果。对色情媒体图像录像和政府支持的抽奖的抗议，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美国人对欧洲基督徒政党的历史又产生了新的兴趣。
当基督徒意识到在世俗的压力下宗教自由已经被侵蚀了的时候，对民主生活来说是如此根本的它又回到了舞台的中央。耶稣宣告说，祂的国不在这个世上。那么，祂的门徒是怎样为真理和公义做见证而又没有失去天路客旅的身份的呢？教会是倡导已经消失了的敬虔的社团吗？对社会的全部投入是基督教机构区分于教会的职责吗？如果我们对教会的元首忠心，我们首先就必须明白祂对教会的旨意。
教会和众教会
我们对教会与世界关系的关切促使我们思想教会与众教会的关系。对一些人来说，教会中的宗派划分表明了一种健康的多样化。他们把教会看作一棵树不同的枝子上结出了十二种不同的果子，把组织上的同一看作是对自由生长的有机多样化的威胁。然而，在这些时候，即使是最热衷于倡导多样化的人也必须祈求神子民的分离要有一个限度。
教会宣教事工的拓展使教会合一的问题不可避免。二十世纪，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国家都建立了教会。例如，韩国长老会现在在教会的世界性宣教事工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宣教关怀也是普世运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宣教活动中的教派竞争不可能被相互尊重的协议（殖民主义者所采取的把未得福音传播的地区划分成指定的宣教区的办法）所遏制。欧洲帝国主义的垮台已经在呼唤宣教体制的巨大变革。差派人出去的教会和宣教事工必须考虑在它们所服事的地区建立的“年轻教会（younger churches）”。当东欧地区异端教派涌进来，掠夺与原来相比有所增加的宗教自由的时候，对基督教会有形的合一的关切又摆在了我们面前。
然而，基督徒的普世关怀, 由于世界教会大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教会论, 而被引到了新派发展的方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普世运动的教会论转了一个整圈。早期的生活和工作运动（the Life and Work movement, 即世界教会大会发源的汇流之一），口号是：“神学分家，服事合一（Theology divides; ServiceUnites）。”对一个老式的自由派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激起的和平运动为服事的合一提供了一个明显而又急需的渠道。但是，对教义的需要也不可逃避。三十年代中期，在对抗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基督教会的时候，维斯特．胡福特（Visser’t Hooft）和其他新正统派领袖使我们看到了需要教会论，以对希特勒给予回应。1952年在兰德（Lund）召开的信心和秩序大会（the Faith and Order Conference）作出决议：“教会论应当和基督论与圣灵论都密切联在一起讨论。”
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对这一呼召做出回应的神学研究，并没有产生基于对基督论和圣灵论的重新理解而出的符合圣经的教会论。相反，已经使普世教会论定型的神学武断却被拿来用在这些更基本的教义上。教会被定义为正在形成而不是事实的存在，它不是蒙救赎者组成的群体，而是实行救赎的事工。同样，克劳德•韦尔奇（Claude Welch）也辨称，就正在形成以及“形成联系（being-in-relation）”而言，教会论和基督论应当说法一致。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不是表现为两种“本性（nature）”，而是表现为在位格关系中得以解决的两极对立。道成肉身的基督以及教会是在行动（act）中存在，正在形成，而不是事实的存在。
普世运动几乎在教会论上达成了一致，达成了由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的张力所塑造的一致。信仰和秩序运动为1963 年蒙特利尔会议准备的报告，试图藉着把有关教会的对立观点列为极端而解决这一问题。按照巴特（Barthian）模式，教会被视为“行动”，而在天主教神学中，教会则被看作是圣礼性机构（sacramental institution），二者之间的张力可以被接纳为涉及永恒和暂时的极端。
可是，这种为取得一致而进行的努力，却埋下了采取不必要的更激进方式的种子。于是，普世教会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向左翼靠拢，不顾抗议，变成了革命神学。1966年日内瓦教会和社会大会（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Church and Society）上的论文号召教会“积极地参与反抗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斗争”。这种革命性的倒转要求基督徒“介入不可靠的处境之中，在那里，善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清楚地划分。”为了认清楚神的心意，教会必须看看神在历史上是如何行事，如何进入革命的中心参与革命的。处境伦理使教会参与暴力革命成为公义。“从斗争中我们发现，我们不是以保持与某些道德原则一致的纯洁，而是以每时每刻为人服务的自由来在革命中作见证。”在上个世纪后期，解放神学在普世运动中赢得了主导地位。正是世界教会大会的教会与社会部（the Department of Church and Society）赞助了1966年的日内瓦大会。这个部门在世界教会大会内部代表了1925年在斯多霍姆（Stockholm）发起的生活和工作运动的延续。1966年的日内瓦大会把世界教会大会又带回到1925年在斯多霍姆所议定的社会行动。其中重要的变化在于：所鼓吹的社会行动是寻求解放的战争，而不是追求自由主义的和平。
从辩证神学向革命神学的转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剧烈。辩证神学的方法以行动，而不是以理论来定义教会。因此，真正的“大公（catholic）”神学必须包括理论的多元化。普世运动的文档也越来越多地宣扬神学的多元化。持批评态度的研究坚持圣经包含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神学，进而便断言：圣经不能为任何关于教会及其职责的看法提供标准。
“来吧，圣灵—更新万有”被选为1991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世界教会大会第七次会议的主题。这个主题被认为对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来说是恰当的，因为它吸引了：
1．女权主义者，她们倾向于把“圣灵”当作用以描述神的女性用语；
2．环境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万物的更新；
3．基督教之外其它宗教的追随者，他们被诸如“耶稣基督，世界的生命（第六次会议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冒犯了，但是作为非基督徒，他们可以就共同拥有的“圣灵”的概念进行对话；
4．解放神学的倡导者，他们把圣灵等同于“他们对人获得能力和社会变革的关怀”；
5．五旬节派；灵恩派黑人教会；
6．东正教会，他们批评西方基督教太过于以基督为中心；
7．“福音派传统教会，不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他们喜爱重生和更新的圣灵之工作。
简而言之，世界教会大会发现，一个把圣灵和万有联系起来的主题在语言上表达了“世界范围内生气勃勃的多元化大有作为并且已得到广泛接受的声音”。
然而，与标志着罗马天主教会界定其教会论的新努力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相比（1962-65，世界教会大会的集会根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66年十月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文件的正式出版在天主教神学家当中引起了关于教会本质和使命的热烈讨论。以往对教皇权柄的的概括“罗马方面讲话了，问题就结束了”这次并不能作为对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回应。一些人表示，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没有带来任何变化，但很多人藉着看起来像是会议决定中“开放（open door）”政策的条文，与权威主义分道扬镳了。世界教会大会的神学新理念在罗马教会也找到了倡导者。爱德华•施莱比克（Edward Schllebeeckx）在拥抱随机形成的宇宙（a chance universe）理论时，比许多普世运动神学家走得更远。他坚持绝对的偶然性；历史的将来甚至连神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否则，它就只不过是一场“大规模表演（a large scale Muppet show）”。
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被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给出了特定的形式；它使得在罗马教会内部得到倡导的“世俗神学（secular theology）”的更广领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理查德•麦克柏林（Richard P. McBrien）问：“我们需要教会吗？”如果你指的是“托勒密时期、前爱因斯坦时期的教会”，他的答案是“不需要”。他评论说，藉着抛弃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教会中心论，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它并没有带来教会为应付当今世界所要的神学相对主义。麦克柏林认为，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仍然需要在教会论中找到其孪生兄弟。结果，他在“世俗”的神学家那里找到了相对论。那些人一致认为，“救恩来自与神的国有份，而不是来自加入基督教会。”“所有人都被呼召到神的国里来；但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到教会来。”
美国天主教神学家埃弗里•杜勒斯（Avery R. Dulles）对解放神学以及在其下的世俗神学都持反对意见。在这种神学中，他发现教会生活的超越性失去了。他反对宗教多元化，因为宗教多元化让所有宗教同等有效，并且使教会远离“救恩事务（salvation business）”。与此同时，杜勒斯也不希望看到教会被改造得象基督教新教改革者所追求的那样，回到新约和使徒时代的教会。相反，改革必须在与变动中的文化的“创造性互动（creative interaction）”中，使教会的教导得以加强。
在为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所作的辩护中，杜勒斯找到了它关于传统建构的关键。从以弗斯•康格尔（Yves Congar）回溯到平民哲学家莫里斯•布兰德尔（Maurice Blondel），杜勒斯探索了会议的立场，传统不是被定义为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传统”天主教看法）客观知识，也“不仅仅是调查和发现的方法”（the liberal Catholic position），而是社群共同拥有的默契理解。新信徒被介绍进这样的社群，并且在里面实践学习。不是字句上的建构，而是社群绵续不断的意识推动传统的演进。藉此，作为不间断但又变化着的教会论的中介，传统赢得了重要角色。然而，不清楚的是，根据杜勒斯所阐述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这些教义将如何自辩，以抵挡有些人更激进的要求，这些人正在为建构所谓的适合二十一世纪要求的教义寻找着“量子跳跃”的机会，这次可是正中下怀。（译注：quantum leap，量子跳跃，物理能量的变化为非连续，以量子为单位。这里指与圣经不一致的教义大改变）。当神的真道启示的客观权威被相对化的时候，教会就代替圣经成了真理的终极标准。
在福音派，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当中，教会体制和实践上的彻底变革已经伴随着福音派的增长发生了。对于教会的圣经教导的思考没能跟上实践变化的需要。美国福音派最有见地的追随者之一、社会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曾经洞察到，在福音派运动的年轻领袖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重蹈美国自由派的覆辙。当美国福音派运动冲破基要派的孤闭一隅时，它也开始和世俗文化进行妥协，而当年自由派也是如此，先是因妥协而大受追捧，但终因丧失立场而无处容身。
美国、英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福音派机构，曾致力于把以圣经信仰为根基的教会的信徒彼此联合在一起，并且也使他们与主流自由派教会的信徒同道联合在一起。就部分而言，这项事工是通过福音派全国性的大会或者联会的成立而得以实施的，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机构都加入了世界福音派联合会（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宣教会议也造就了福音派当中交通和服事的网络。1966年在柏林召开的福音大会（the Congress on Evangelism）发起了一系列的有“三分之二的世界（Two-Thirds World）”参与的聚会。1974年召开的世界福音化洛桑大会（the Lausanne Congress on WorldEvangelization）上成立的后续委员会为普世福音运动提供了另外一种架构。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流教派都是由自由派控制，福音派运动才采取了与有组织的教会区分开来的形式。不断增长的准教会形式的机构使独立的基督徒能够联合起来进行教派体系之外的服事。成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宣教机构，既有在宗派内部建立的，也有跨宗派的。尽管宗派逐渐地为国外宣教设立了差会，但是独立差会也很兴旺。一些差会是按地区目标划分的，如中国内地会，非洲内地会，以及苏丹内部会（Sudan Interior Mission）。这样的宣教机构成立的目的就是集中宗派间的力量支持开展事工。另外一些则是以对事工的异象不同来界定的，这样的机构范围较广，从“前沿（frontier）”宣教到圣经翻译者、校园事工、教育机构，以及救济组织都涵盖在内。福音派，主要有众多的准教会机构组成，把教会的合一留给了普世运动去处理。一些教派愿意与国家性的福音派组织认同的时候，另外一些保守派教则会使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例如，在美国有美南浸信会、路德宗教会——密苏里大会）。
圣经教会的增长和对斯考菲尔德串珠圣经（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的时代论神学的广泛接受，则加强了福音派运动的准教会化倾向。很多持这种教义立场的教会建立了它们自己之间的教会联系；数以千计的其他教会，以一种不是很正式但并非少了任何真实性的关系，找到了它们的一致性。带有地域色彩的宣教机构，毫不犹豫地按照有特别时代论色彩的信条断言，在教导上界定自己。在接受它们的国家，差会按照这样的形式建立宗派，有时就采用了赞助它们的差会的名字。就这样，福音派运动就逐步推进最后建立了准宗派式的架构。
有组织教会的宗派分裂和福音派运动的准宗派性一致，导致了不幸的误解。宗派性教会可能认为它们自己是基督在地上的教会，却很少想到其它宗派的权利，尽管它们也承认其它宗派也是真教会。它们也许会把准教会性机构看作不正常，看作对教会秩序和教会财政的威胁。地方教会有时教导说，所有教会会众的奉献应当通过教会分流出去，由教会财务人员规定各项花费。当美国长老会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Church, USA）在1935年宣布把奉献给予教会建立的机构和领受主的圣餐一样必要的时候，不同态度就出来了。接着，大会着手处罚格莱斯姆•麦肯（J．Gresham Machen）博士，因为他不认同并拒绝从长老会外国使团独立董事会（the Independent Board for PresbyterianForeign Missions）辞职。
福音派“巨型教会（mega-church）”的增长，特别是在美国和南韩，产生了新的宗派主义问题。这样一个教会，动辄几千或者甚至数十万的会众，已经成为看得见的宗派，通常都会处在一个主任牧师的强势领导之下。于是问题又来了：也许巨型教会在处理教会事务时，好像自己就是普世教会（the church universal），于是便对那些出于其团契之外的教会或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或是缺乏兴趣。
就准教会机构那部分来说，因为他们不把自己当成教会，准教会团体就以任何他们看来适当的方式来组织和处理他们的行动，可能会借用商业公司或者甚至军队的架构。这样一来，机构的发起人就成了首席行政官或总司令。美国准教会机构中的商业性组织管理非常普遍，以至于连教会自己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
因为新约圣经关于差会没讲一个字，难道我们就应当认定，关于它们的秩序和功能，新约没有任何教导吗？当信徒组建机构来完成部分教会事工的时候，它们应当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来把新约关于教会职分和纪律用到自己身上呢？关于基督教会的形式和功能，圣经又有什么教导呢？
教会和圣灵
促使我们思考教会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教会以什么方式成为圣灵的居所？灵恩运动已经漫布了全世界，抹去了宗派之间的界限，即联合了信徒又导致了信徒分裂。每天早上，各大洲的长老会教会都使用天主教灵恩派诗歌来赞美神。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快速增长的教会宣称它们有说方言、说预言以及医病的恩赐。
热情和秩序之间的张力早就是初期教会与蒙塔努主义（Montanism）争战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异端运动中，这种张力继续存在。路德和加尔文以激烈的批判反对重洗派的狂热。东正教信徒担心“狂热派（Euthusiasts）”对教会秩序和教导带来威胁，就反对他们。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灵恩运动的批评者对他们寻求消灭圣灵感到愧疚了吗？就圣灵的工作而言，什么圣经教训需要被重新捡起呢？当代的种种问题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圣经对教会的丰富启示。
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思考关于教会作为神的子民、基督的门徒以及圣灵的团契的圣经神学（第2到第5章）。第6和第7章将探讨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的“属性（attributes）”。下一个问题是教会如何被识别，教会的“标志”是什么（第8章）。接下来的三章讨论教会的事工：它的敬拜、栽培和宣教（第9到11章）。教会的宣教引导我们思想教会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第12章），以及它的管理。在考察了教会的结构和职分（第14章）之后，我们转向两个争论最多的问题：教会中的妇女事奉（第15章），以及说方言（第16章）和预言（）第17章）的恩赐。最后谈到的是，圣礼在教会中的位置（第18章）。
很显然，这本书只能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简明概览，但是它致力于提醒我们注意主关于祂的教会的教导，以便藉着祂的话语和圣灵，让祂可以更新我们，指导我们进入一个新世纪，直到祂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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