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相信，我们应当抓住上帝赐下的一切机会去传福音。“当教导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是上帝亲手打开了门，使我们可以将基督介绍到那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拒不接受上帝慷慨的邀请。”加尔文写道。
另一方面，当机会受限，见证基督的门关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坚持去做那不可能做成的事，而应当祷告，寻求别的机会。“若是毫无成功的机会，门就已经关闭了。（因此）我们就应当走别的途径，而不是在这件事上枉费精力。”加尔文如此说。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见证主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放弃努力。加尔文对法国那些遭受严格限制和逼迫的人说：“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吸引人、贏得人归向耶稣基督吧。”
加尔文在自己的会众中间、在自己的城市日内瓦、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在海外（尤其是巴西）都践行了宣教的活动。
（1）在会众中。对加尔文而言，传福音包括传讲基督，因此人们可以在圣灵大能的带领下，通过基督归向上帝；传福音还包括使信徒将基督当作主，在祂的教会中、在世界里服侍祂。因此，传福音的核心是一种持续的、主权性权威的呼召，要求信徒在钉十字架而又从死里复活的基督那里操练信心。这一呼召所要求的是终生的委身。加尔文在自己的会众中出色地实践了这样的宣教。
加尔文的宣教是从讲道开始的。他讲道的目的既是教导，也是传福音。威廉・鲍斯玛（Wiliam Bouwsma）写道：“他常常讲道，定期讲道：周间早上6 点（冬天是7 点）讲旧约，每隔一周讲一次；周日早上讲新约；周日下午讲诗篇。按照这个日程，他回到日内瓦后在世的日子一共讲了4000 场道——每年170 次以上。”讲道对于加尔文而言是如此重要，当他临死前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他先提到讲道，然后才提到自己的著述。讲旧约时，他一般会讲4 至5 节经文，讲新约时是2 至3 节。他一次讲一段经文的一小部分，先解释经文，然后将其应用到会众的生命中。加尔文讲道的时候，应用的部分从来都不少；他的讲道中应用的部分常常多过解释的部分。
加尔文的讲道也是简练的，其继承者贝扎论及改教者的讲道时说：“一字千金”
加尔文常常教导会众应当如何听道。他告诉会众应当在讲道中寻找什么信息、应当带着怎样的态度听道、应当如何听道。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尽可能多地参与到讲道之中，这样，讲道的信息就喂养他们的灵魂。加尔文说，在听道之前应当“乐意全然顺服上帝，毫无保留”；“我们来听道，不只是为了要听那些尚且不懂的知识”，“还要被激励去履行当尽的本分。”
加尔文也通过讲道去触及那些未得救的人，向他们强调信靠基督的必要性，以及信靠基督的意义。加尔文说得很清楚，他并不认为自己羊群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得救了。加尔文对教会中那些外在生活可钦可佩的成员十分恩慈，但他也常常提到那些以得救的信心接受了道的人是很少的——在圣经注释中提到了30次以上，在《基督教要义》中也反复提及（3.21-3.24 中提到了9 次）。他说：“我们已经向每个人都传讲了上帝的话语，也教导了他们，无一例外；但是不足十分之一的人真正地体会到它，甚至不足百分之一的人真正地因此改变，从而行在正道上，直到末了。”
对于加尔文而言，传福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造上帝儿女的信心，使不信的人认识到罪的严重后果，并且引导他们认识基督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2）在日内瓦。加尔文并不只在自己的会众中间讲道，也在日内瓦各处讲道，将之作为传播宗教改革的工具。日内瓦法令规定，市内的三个教堂每个主日黎明和上午9 点的时候要有讲道；中午，儿童们要去参加教理班；下午3 点再次在各个教堂讲道。
每逢周一、周三和周五，还有数次周间的讲道安排在这三个教堂。到加尔文去世之前，每个教堂在一周中的每一天都会有一场讲道。
甚至这样都不足够。加尔文希望全面改变日内瓦人的生命，使得日内瓦教会、日内瓦全市成为基督在全地统治的一个典范。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3）在全欧洲。受加尔文那真正普世教会异象的激励，日内瓦成为宣教活动的中心，福音从这里传向世界各地。根据牧师协会文献（Register of the Company of Pastors）记载，1555 年至1562 年，日内瓦向世界各地差派了88人。遗憾的是，这一数据极不完全。1561 年看来是宣教活动的巅峰，可是有记录的奉差人员只有12 人，而其他的资料却显示，被差派各自开展宣教活动的人几乎有该记录的12 倍之多，达到142 人以上。
对于在一个小小的城邦里艰难生存的小教会而言，他们的努力所达到的这些成就是相当惊人的。加尔文自己意识到了这一努力的战略性价值。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当我想到这（世界上）小小的一隅（即日内瓦）对于基督国度的扩展是何等重要，我实在是应当迫切地盼望好好照管这个地方。”
在一次关于《提摩太前书》3章14 节的讲道中，加尔文说道“愿我们专心去行上帝托付我们行的事，如此上帝就会喜悦，并且赐下恩典，不仅赐给一个城市、一小群人，而是在全地做王；每个人都可以在真理中服侍和敬拜祂。”
加尔文第二次在日内瓦服侍期间，这座城市成为因信仰受逼迫者的避难中心。1542-1555 年，日内瓦城人口翻倍，大部分新增人口是欧洲各地来的避难者。日内瓦社区的名声和影响传到了邻近的法国，然后传到了苏格兰、英格兰、荷兰、德国西部部分地区，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
然而，加尔文并不只是接受避难者而已。1559 年，日内瓦学院（GenevaAcademy）成立，在差传工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向全欧洲宣讲福音，建立改革宗教会。菲利普・休斯（Philip Hughes）写道：
加尔文治理的日内瓦远远不止是避难所和学校而已。日内瓦并不是一座神学象牙塔，它并未自守、自足，忽略对那些急需福音之地的责任。人作为器皿，在这个避难所中得到装备和改造…这样，他们就可以被差派出来，去服侍周国广阔的世界。现在，为了将基督福音之光带给那些和曾经的他们一样处在无知与黑暗中的人，他们勇敢地面对前方的每一场风暴，每一次危险。他们在这所学校受教，进而便会将那使他们得自由的真理教导给别人。
约翰・诺克斯受到日内瓦学院的影响，将福音派教义带回了自己的祖国苏格兰。英格兰人在这里得到装备，在英格兰发起了改革；意大利人在这里学到了意大利所急需的教导；法国人（避难者的主体）也得到了教导，在法国传播加尔文主义。
法国是加尔文的祖国，他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的关切。法国对于改革宗的福音教导只是部分开放。信仰上和政治上的敌对威胁着日内瓦，而在法国这更是持续的威胁。尽管如此，加尔文和他的同工们还是竭尽所能地抓住了一切可能的机会。日内瓦的牧师协会对法国的宣教活动进行的监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对法国的影响是这样发生的：法国的改革宗信徒到日内瓦避难，许多人开始在那里学习神学。然后他们感到有负担回到本国之民中做改革宗的宣教者和牧师。通常是一间法国教会需要牧师，向日内瓦提出正式的申请，候选人通过严格的神学考试之后，牧师协会就颁发给他们委任书。而他们要去的教会基本都处于逼迫之中，艰难求生。
有许多返回法国当牧师的避难者后来都遇害了，但是他们的热忱激励着会众。这些牧师们的事工“照着我们主的吩咐，增进法国对福音的知识”——成功了；改革宗的福音布道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归正。1555 年，法国只有5 家改革宗教会，7 年之后有超过2000 家。这是教会历史上最为惊人的复兴之一。
法国一部分改革宗教会变得相当庞大。例如，皮埃尔・维雷在尼姆牧养着8000 名会众。在16 世纪60 年代，超过十分之一的法国人口，即2000 万人中的200 万到300 万人归属于这些教会。
如此迅速的增长面临着相当可观的逼迫。在1563 年的瓦西大屠杀和安布瓦斯和约之后，加尔文写道：“我总是劝人们放下武器，如果要重演我们刚目睹的这场混乱，还不如我们被消灭。”
在1572 年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St. Bartholomew' s Day Massacre）中，有7 万左右新教徒遇害，然而教会仍然延续。因为逼迫，许多法国新教徒最终被驱逐出境，他们作为胡格诺派而为人熟知。他们离开法国逃往许多不同的国家，走到哪里就建造哪里的教会。
（3）在巴西。加尔文知道，还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没有听过福音，他对于这个负担感到十分迫切。虽然没有他直接与当时新发现的亚非异教世界接触的记录，但他通过日内瓦对巴西的宣教工作参与到了南美印第安人的事工之中。
1555年，在胡格诺派的同情者法国上将科利尼（Gaspard de Coli gny）的帮助下，同时也在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支持下，尼古拉斯杜朗（Nicolas Durand，也被称为维勒加尼翁【Villegagnon】）远征巴西建立殖民地。殖民者包括曾经的囚犯，其中有些是胡格诺派人士。
当里约热内卢附近的新殖民地出现了麻烦，维勒加尼翁找到法国的胡格诺派，寻求更好的殖民地居民。他也向科利尼、加尔文和日内瓦教会发出了请求。那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牧师协会对其情况只有些很简要的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菜里（Jean de Lery）的私人日志中略窥一二——他是一个鞋匠，也是日内瓦的神学生，后来不久就去了巴西的殖民地。他写道：“这封信请求日内瓦教会立即派出一些上帝话语的传道人和一些‘在基督信仰上受过良好教导’的人到维勒加尼翁那里去，去领他和他的百姓归正，并且‘带领野蛮人明白他们救恩的知识’”。对异教徒宣教的责任就此直接地摆在了日内瓦教会面前。
加尔文“看见这里有一扇奇妙的门打开了”，卡马戈（G.Baez Camargo）写道，“所以他立即开始行动，组织起一股宣教力量。”据菜里说，日内瓦教会的反应是这样：“日内瓦教会一收到这些信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向上帝献上感恩，因为祂在一个如此遥远、陌生的地方，在一个完全没有真上帝知识的国家扩展了耶稣基督的国度。”
牧师协会拣选了两位传道人前往巴西。记录册简要地写道（1556 年）8 月25 日，周二，教会收到了信件，信中要求差遣传道人去法国刚征服的新岛（巴西），皮埃尔・里希耶（Pierre Richier 和纪尧姆・沙乐提尔（Guillaume Charretier）牧师因此被选中。随后，人们把这二位托付给主，他们带着教会的一封信件就起程了。11位平信徒亦被招募去往殖民地，莱里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牧者与平信徒于1556 年9 月从欧洲起程，次年3 月在里约热内卢的科里尼堡登陆。不过，在巴西，针对印第安人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他们抵达后不久，里希耶牧师就写了一封信给加尔文，说这些未开化的人真是难以想象地野蛮。“结果是，我们对于向他们传讲基督已经灰心失望了。”然而，里希耶并不愿意就此放弃事工。他告诉加尔文，宣教团将会逐步开展工作，耐心等候进入印第安人（图皮南巴人，Tupinambas）中的6 个小伙学会他们的语言。“既然那至高者赐给了我们这项任务，我们就期望这片‘以东地’将来归属于基督。”他满怀信心地写道。同时，他也相信殖民地改革宗教会会友那敬虔、勤劳的见证能够影响印第安人。
里希耶突出地见证了加尔文的宣教活动，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
（1）顺服上帝，在艰难的环境下尽可能地工作；
（2）相信上帝能为进一步见证基督提供机会；
（3）坚持基督徒以生活和行动作为见证的重要性；
（4）确信上帝将会推进袍的国度。
后来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创维勒加尼翁后来对加尔文和改教者失去了兴趣。1558 年2 月9 日，他在里约热内卢城外绞死了三名日内瓦加尔文主义者，把尸体扔进海中；其他人逃离了。随后，葡萄牙人攻击并消灭了殖民地剩余的人。
对印第安人的事工就此结束；没有任何印第安人信主的记载。但是，这真的是故事的结局吗？6 年之后，一份里约热内卢殉道者的记录被公布，前言写道：“一片蛮荒的土地，目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殉道者死去，被大大地震惊了。这宝贵的殉道之血，终有一天也会如同一直以来的那样，在这片土地结出果子来。”这一说明中回荡着特土良那句名言：“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今天，藉着改革宗讲道、“清教徒计划”（Puritan Project），以及许多以葡萄牙文重印改革宗和清教徒作品的事工，改革宗信仰正在巴西的保守长老会中不断增长。
（摘自周毕克JoelR•Beeke《加尔文主义导论——为了上帝的荣耀》经典传承出版，陈知纲、安娜翻译）
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