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由福音派全国联盟和三一福音神学院联合举办的一次会议在该神学院位于伊利诺斯州的校园召开。该会议被人称为是一次福音派宣言协商会议，揭露出来的问题比解决的要多。在出版的会议发言中（Zondervan出版社，1990），美国福音派的前辈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以他的开场白为该书定下了基调：“‘福音派’这个词在二十世纪已经取了互相冲突的细微差别。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全体福音派成为造成这种混乱和误解的一个因素，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批评他们的人。”他警告说，人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和“神学上的‘应该’”，而是按照社会学和经验主义的“现实”来理解“福音派”这个词。换言之，亨利因着福音派运动越来越受制于它最新的潮流，而不是受制于它规范的神学身份而深感不安。一位又一位作者（应该也是那次大会一位又一位的发言人）回应同样的担忧，即过不多久，“福音派”这个词将不再具有任何有意义的识别作用。 这个词本身源自被翻译为“福音”的希腊文euangelion，当抗罗宗的改教家们开始把“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带回到它藉着被造，被造为要传扬的那信息时，它就成为“福音派”这个名词。当时人仍使用其它标签，如“路德宗”，“改革宗”，以及后来的“清教徒”，“敬虔派”和“卫理宗”等。尽管如此，人的看法就是，那曾经把“福音派”团结起来对抗罗马错谬的那同一个福音，也把他们团结起来对抗悄悄潜入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然主义和现世主义。在英国，那人称之为“福音派觉醒”的运动是与美国自己的“大觉醒”同时发生的，当时卫斯理、怀特菲尔德、爱德华滋、特南特（Tennant），还有如此多的其他人，以赎罪祭为中心进行传道。当然后来卫斯理为阿民念主义大发热心，就让在英国的工作分裂，但在大觉醒中，人们仍是清楚毫不含糊地传讲宗教改革强调的要点。 出于这种传承，那些今天称自己为“福音派”的人（或者那些在福音派教会，可能却不知道自己出于这种传统的人）也是第二次大觉醒的后人。第二次大觉醒和从中出现的复兴主义在根本上改变了“福音派”，使之不再关注信心的对象，而是聚焦在信心的作为和经历上，依靠芬尼和其他人所说的适当“激动”，来引发正确的回应。在我们看来，这第二次大觉醒是美国信仰历史最重要的震动偏移。虽然宗教改革对罪和恩典的强调继续发挥着某种影响，但这些强调被不断修正，为要让“福音”更为那些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的人所接纳。 只有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年，这场运动的许多主流领袖才开始意思到一种福音内容的消失。福音不再是这场运动特点的聚焦之处，而是现在更体现为是一种亚文化，一种政治、道德和社会运动的集合，一种对关于末世相当奇异认识的浓厚兴趣。一位朋友在回答一个人提问的“福音派是哪种人”这个问题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能回答，“他们就是像葛培理那样的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是宗教改革继承人的人（宗教改革赋予福音派运动一种清楚的神学身份，但这种身份已经失落），再次呼吁人来关注那给整个十六世纪的争论定下框架的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和“唯独神的荣耀”。 1.唯独圣经：我们唯独的基础 许多抨击宗教改革的人尝试把它描绘成为对个人主义发出的诱惑，把它说成是人为自己从圣经中找出他们要信什么，不要信什么。“不要再理会教会。废除信条和教会教导的职分！我们有圣经，这就足够了。”但这并不是改教家关于唯独圣经的教训。路德评论说个人主义式对待圣经的态度，“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按自己的方式下地狱。” 一方面，改教家们面对的是罗马天主教会，罗马相信它教导的权威是最终和绝对的。罗马天主教说，即使在当代教会，传统也是一种无缪启示的形式；人需要一本无缪的圣经，以及对圣经作无缪解释的传统。另一方面改教家们面对的是极端重洗派，这些人相信他们不仅不需要教会教导的职分，其实他们看起来也不再需要圣经，因为有圣灵对他们，至少对他们的领袖直接说话。重洗派运动不是产生出一位教皇，而是生出无数听到神声音的“无缪”信使。宗教改革对这两种立场都加以反对，坚持说圣经是决定教义与生活的惟独最终权威。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全教会，包括平信徒都必须参与，他们必须接受教会中教师的引导。这些教师虽然并非无缪，却应当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圣经的权威。信经是具有约束力的，刚刚进行宗教改革的抗罗宗团体很快就制定了信仰告白，这些信仰告白不仅得到教师，还是得到全教会的认可。 今天就连在福音派运动内部，我们也面对类似的挑战。一方面，一种倾向在说，就像路德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描述那样，“我上教会，听我的神甫说的，他是我相信的。”加尔文向枢机主教沙杜里多抱怨说，宗教改革之前的讲道部分是追求琐事，部分是编故事。今天这种“降低素质”的同样过程指的是，按照盖洛普的说法，我们是“圣经文盲的国民”。也许我们深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80% 的成年美国人相信圣经按字义是神的话语，是神默示的话语。但30% 经常上教会的青少年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庆祝复活节。盖洛普说，“阅读圣经的衰落，部分是由于人们广泛相信圣经是不能被人明白的，部分是因为教会较少强调信仰方面的培训。” 正如罗马的无缪是建基于圣经本身难懂、晦涩和混乱的这种信念，同样今天人需要专业人士告诉他们“净分类账”：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怎样可以帮助我，使我幸福？但是读圣经不仅仅是为了让灵修默想的人都知道圣经讲得是多么清楚，至少在它讲的主要问题上是非常清楚，以及它最终要使信仰变得不再混乱隐晦。今天再一次，特别是在主流抗罗宗教会中，圣经是一本神秘的书，只有一小群“了解内情”的骨干圣经学者才能明白。 但我们也有另外一面。在许多“福音派”教会中，有一种流行趋势，就是强调在神话语之外与圣灵直接沟通。在这些圈子当中，传统和历世历代以来教会的教导工作不仅被看作是有谬的（改教家们也相信这一点），它们还成了讥讽的对象。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tzer）抱怨说路德是“我们的一位文士，要打发圣灵离开去上学”，他的观点占据了美国主要福音派电台和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加尔文论到这些人说，“当狂热派放肆地以圣灵夸口时，倾向总是要埋葬神的道，好让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的谎言腾出空间。” 基督教不是一种神秘经历，而是一种信仰。鲁夫（Wade Clark Roof）和其他社会学家指出，今天的福音派基督徒和普遍文化潮流没有分别，特别是他们宁愿从经历的方面，而不是从藉着神话语的关系方面来思想他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建立在视觉形象上的社会，和中世纪非常相似，然而基督教信仰只有通过言说、观念、信念、宣告和论证才能兴盛。离开笔之于书和永活的道，人不可能与神交通。基督教信仰的每一件事都取决于通过先知使徒由神传递给我们、说出来、记载下来的道。 而且，唯独圣经意味着神的道是充分的。虽然罗马相信道是无缪的，但它官方的神学更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塑造，多于受圣经影响。今天情况也相似，心理学威胁要重塑对人自己的认识，就连在福音派的讲坛上，罪也变成了“沉溺”，作为一个事件的人的堕落被一个人“牺牲品”的地位取代；人越来越多把得救说成是心理健康，内心平安；自我形象，我个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而不是神的圣洁与怜悯、公义与慈爱、荣耀和怜悯，占据了中心地位。圣经有没有明确说明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或者我们真的需要事实的时候，我们是去别处寻找，去找一个现代属世的权威，其实由他来评价我的讲道？在这过程当中，人当然还会引用圣经来支持论证。但政治理念、社会学、市场营销和其它属世“权威”绝不可占据首位，回答圣经讲到的问题。这就是这份宣言部分的意思。今天的福音派在这一点上看来和中世纪教会一样糊涂。 2.唯独基督：我们唯独的中保 中世纪的时候，牧师被人看作是与神有一种特别关系，因为他通过圣礼，作为中介传递神的恩典和赦罪。当时还有其它挑战。我们经常以为我们自己这个多元化、如此多宗教出现的世代是独一无二的。但就在宗教改革爆发前不久，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彼特拉克（Petrarch）呼吁人迎接一个属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所有的宗教都联合起来。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深信，大自然存在一种能使人得救的神的启示，所以基督并不是那唯一的道路。人们对异教徒哲学的迷恋鼓励产生出一种观念，认为自然宗教可以给人极多，是的，甚至可以把救恩带给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 宗教改革最首先是瞄准对人的信心发起攻击，并且捍卫唯独神启示祂自己、拯救我们的这个观念。不是我们去寻找祂，而是祂寻找我们。这种强调是宗教改革发出“唯独基督！”这呼声的原因。耶稣是人要认识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的唯一道路；是人要与神建立关系，以祂作为父，而不是审判官的唯一道路；是得救脱离神忿怒的唯一道路。 今天，这个宣告再一次身陷险境。按照弗吉尼亚州大学社会学家亨特的统计，35% 的福音派神学院神学生否认相信基督是绝对必须的。按照乔治·巴拿的统计，美国保守派、福音派新教徒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也在同一水平：“神要在所有好人死的时候拯救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已经信靠基督，”这是他们认同的观点。 58%的成年美国人相信他们将来要在神面前受神审判。他们相信有地狱，但只有11% 的人认为他们有可能到那里去。司普罗（R.C. Sproul）观察说，人认为自己好到足以通过神的审察，对神的圣洁毫不在意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在接受调查的“重生”福音派人士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同一种说法，即使对那些认同这观点更微妙表达形式的人来说，这种说法都足以扬起警告的红旗：“如果一个人是好人，或者在今生为其他人做过足够多的好事，他们就会在天堂赚得一个位置。”另外，当他们被问到是否认同以下的说法，“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其他人都是向同一位神祷告，虽然他们用不同名字称呼这同一位神，”三分之二的福音派人士甚至觉得这个说法并没有问题。巴拿观察说，“那些经常上教会做礼拜的人和那些不上教会的人，他们的回答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一位接受调查的独立派基要主义人士说：“在他们的情形里，要紧的就是他们按照心里知道的遵从了神的律法。” 但这种朝向相对主义的文化影响不仅表现在大众之中，一些福音派运动自己的教师也有意识地宣告这一点。皮诺克（Clark Pinnock）声明说：“圣经没有教导说人一定要承认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得救。神关心的问题是人心的方向，不是他们神学的内容。”对于我们这些对他们的人心略有所知（见耶17:9）的人来说，情况并不像皮诺克认为的那样让人得安慰。 说唯独基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相信父或圣灵，但它确实坚持说，基督是唯一道成肉身的神的自我启示，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主。圣灵不是让人关注祂自己，而是带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在基督里我们得以与神和好。 3.唯独恩典：我们唯独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坚持圣经的原因，就是圣经是唯一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无缘无故、我们不配的神的接纳而得救的地方。在电影《音乐之声》中，茱莉亚·安德鲁斯扮演的玛丽亚，因着上校突然被她所吸引而手足无措，她欣喜若狂地唱到，“不会无中生有，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在我的童年或少年时，我一定是做了好事。”人性在深处是相信，存在着一种我们自己救自己的方法。我们可能确实需要神的帮助，也许神会给我们指明一条出路，甚至派一位天使来带我们回去，但我们能实在按照计划，自己做成。 按本性律法存在于我们里面，我们生来就有良心告诉我们，我们是被那律法定罪的，但我们的理性马上得出结论说，解决这种自我定罪的方法，就是下一次做得好一些。但是福音不是在我们的本性之中。它不是居住在我们内心、我们思想、我们意志、或者我们情感当中的某处。这是一种临到我们的宣告，我们把这当作是愚拙的，我们首先的回应，就像撒莱一样，想要发笑。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从悬崖掉了下去，但在下坠的过程中他成功抓住一条树枝。他终止了下落，救了他的命，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不能爬回到悬崖上面。最后他大喊出来：“上面有能救我命的人没有？”让他吃惊的是，一个声音传回来说：“我在这里，我能救你，但你首先要放手松开，不抓住那条树枝。”这人片刻想了想他的选择，然后抬头向上看，大声喊着回应：“上面还有别的人能救我的命没有？”我们在找某人帮我们自己救自己。但是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最好的行为就像污秽的破布；福音告诉我们，那拯救我们的，是神里面和祂品格里面（慈爱、良善、恩慈、怜悯）的某样东西，而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某样东西（好的意志、一个决定、一件作为、一颗开放的心，等等）。 在中世纪教会中，许多人相信神通过恩典拯救人，但是他们也相信，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及与恩典的合作，是在拯救当中“他们起的作用”。中世纪流行的说法是，“神不会不赐恩典给那些做事尽其所能的人。”当然今天的版本就是“自助者天助”。接受调查的福音派人士当中，超过一半认为这句话是直接出自圣经，84% 的人认为这种观念符合圣经，在福音派教会中，这种观念的比例与上教会的人数比例是成正比的。 在宗教改革前夕，一些教会领袖，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一直在抱怨伯拉纠主义正在潜入教会（伯拉纠主义是一种否认原罪和人绝对需要恩典的异端思想）。虽然如此，教会却从来没有容忍伯拉纠主义完全的表达形式。然而今天它得到宽容，甚至在自由派更正教运动中，甚至在许多福音派圈子内普遍受到推广。 按伯拉纠主义的说法，亚当的罪没有被归算给我们，基督的义也是没有。亚当是一个坏榜样，但不是一个我们在他里面有罪的代表。类似，基督是一个好榜样，但不是我们在祂里面为义的代表。我们有多少的讲道是集中讲跟从基督（虽然这很重要），而不是讲祂自己和祂的作为？我们有多么经常听到把祂在我们里面的作为与祂为我们做的作为作比较的讲道？ 上世纪的奋兴家芬尼（Charles Finney），是被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尊为像守护神一样的人物。然而他却否认原罪、替代的赎罪、称义和人需要圣灵的重生。简而言之，芬尼是一位伯拉纠主义者。这种在启蒙运动中曾如此突出的对人本性的信心，在历史更悠久的福音派抗罗宗宗派（现在被称为“主流”宗派）中破坏了福音派的恩典教义，我们看到了，这已经把它们带到何处。然而保守的福音派人士正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持守这种以人为本、行为为本的强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幸的是统计数据在这方面支持了我们的看见，再一次带领的人证实了这种错谬。贾斯乐（Norman Geisler）写道：“神若能够，是愿意拯救万人。祂实际拯救能救到的最大数目的人，却不侵犯他们的自由意志。” 4 唯独信心：我们唯独的方法 改教家们曾说，说我们唯独恩典得救这还不够，因为就连许多中世纪的经院派哲学家，包括路德自己的老师也持守这种观点。罗马把恩典更多看作是一种内容，多于是神一方眷顾人的态度。换言之，恩典就像倒进人灵魂里面的水，它帮助信徒朝着得救成长。恩典的目的是把罪人变成圣徒，坏人变为好人，叛逆之人变成顺命的儿女。 改教家们查考圣经，发现中世纪对恩典的观念缺失了一个成分。肯定的是，有很多经文讲到恩典改变我们，使我们与基督的形象相符。但还有其它的经文，当中使用的希腊文单词意思是“宣告为义”，而不是“改变成为义”。麻烦在于当时人人使用的拉丁文圣经错误翻译了前面那个词，把这两个希腊文单词合并成为一个翻译。伊拉斯谟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澄清了这个翻译错误，就这样“生下了路德孵化出小鸡的蛋”。 按照圣经，神在人实际开始变为义之前，就宣告那人为义。所以这宣告不是对在那人里面任何属灵或道德的进步所作的回应，而是把神直接要求每一个唯独因信与基督联合的人当有的那完全的义归算给人。当一个人信靠基督的时候，就在那一刻他（她）就披戴上了基督完全的圣洁，所以即使信徒仍然有罪，他（她）却已经被神判断为是无可指摘的了。 这由使徒教导，神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宣告的教训，在教会历史上再次受到冷遇。不仅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听过唯独靠着恩典、唯独通过信心称义的这教训，很多人对它甚至说不清楚。虽然按照福音派改教家们的说法，在称义这个教义上，“教会或站立或跌倒”，它却受到了挑战。芬尼公开宣告，“归算为义的教义是别的福音。因为罪人要被神在法庭上宣告为义，这是不可能和荒唐的。归算为义这个教义是建立在一种至为错误和无意义的假设之上的，把赎罪，而不是罪人自己的顺服当作他称义的根基，这已经成了绊倒许多人的可悲原因。” 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皮诺克对我们为什么连炼狱这个观念都无法接受而感到惊奇： 我不能否认，大多数信徒终结他们在地上生命时尚未完全成圣，远非完全。[大多数？应该是所有吧！] 我不能否认，可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在死后填补这缺口，成长达致成熟，这是智慧。很明显，福音派基督徒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我们想清楚了：这被称为宗教改革。]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有可能接受一个炼狱的教义。我们卫斯理宗和阿民念主义的思维需要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关于成圣的教义岂不要求有一个炼狱的教义吗？ 富乐神学院一位五旬节宗神学家罗素·斯皮特勒（Russell Spittler），责备路德关于称义的一个说法，simul iustus et peccator（同时为义人和罪人）：“同时是圣徒和罪人，但这有可能是真的吗？我希望真是这样就好了。‘我无须努力成为义人，我已经被宣告为义了。’这对吗？无需流汗？在我看来这是错的。我听到圣经里有道德的要求。Simul iustus et peccator？我希望这是真的！我只是害怕这并非如此。” 在这一点上卫斯理宗的强调一直对福音派信仰构成挑战，虽然卫斯理在他最好的时刻曾经坚持这福音的核心。按照那些建立共识的人和福音派修道院建制修院院长们努力将阿民念主义融合在“福音派”这个标签之下努力的程度，在我看来，按照这程度，“福音派”已经不再成为真正的福音派了。 5.唯独神的荣耀：我们唯独的志向 这世界充满雄心壮志之人，但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罗 15:20）。因为神已经如此清楚说话，已经如此终结性地施行拯救，信徒就得以自由，能敬拜、服事和荣耀神，以祂为乐直到永远，从现在开始就能。福音派运动的志向是什么？是讨神喜悦还是讨人喜悦？ 我们的幸福和喜乐是在神里面，还是在某人或某些别的事情里面？我们的敬拜是娱乐还是敬拜？我们生活的目标是神的荣耀还是我们的自我实现？我们是看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根基，还是我们仍在为我们自己找一些功劳？这些问题揭露了福音派教会和我们当今普遍见证中一种刺目的以人为本的现象。 萧律柏（或译作舒乐，Robert Schuller）确实说宗教改革“错了，因为它是神本而非人本，”耶鲁大学的林贝克（George Lindbeck）观察说，福音派神学是何等快快接纳了这种新的福音：“在五十年代，接纳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倡导积极思维，译者注）的是自由派人士，但萧律柏的情况表明，今天承认自己是保守派的人全盘接受了这一点。” 许多历史学家回顾宗教改革，对它在改变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感到惊奇。工作伦理、公共教育、民事和经济改良、音乐复兴、艺术，以及认识到整个生命或这样或那样都与神和祂的荣耀相关：这些结果让历史学家得出一种发人深思的观察，一种关于罪和恩典，在人无助之上的神的主权，以及强调靠着恩典、不靠行为得救的神学，竟然可以是这种充满活力道德改变的催化剂。改教家们不是立志要发动一场政治或道德运动，但他们证明，当我们把福音放在首位，让神的道发声，影响无可避免就接踵而至。 如果教会不严肃看待神和祂的荣耀，我们怎能期待世人会严肃看待？唯独神的荣耀这个宗教改革的口号，被刻在了巴赫所在的莱比锡教会的管风琴上，这位作曲家以它的缩写签署自己的作品。它被刻写在海德堡和阿姆斯特丹旧城区的酒馆和音乐厅的墙上，持久纪念神良善的香气似乎弥漫在空气之中的那个年代。那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它是神本信仰和实践奇妙恢复的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尤金·莱斯（Eugene Rice）给我们一个贴切的总结： 惟独神的荣耀—— ——宗教改革对神和人的看法越发衡量出二十世纪世俗幻想和十六世纪对神威严的陶醉之间的鸿沟。我们只能运用符合历史的同情态度，去尝试理解一整个时代最卓越的智慧，是如何因着放弃人的软弱，依赖神的全能而获得一种完全、一种至高的自由。 （作者：霍顿（MichaelHorton），原文刊登于1994年3月4月号《现代宗教改革》杂志。）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