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表看来，在威克里夫归回天家之后，他的追随者——罗拉德派（Lollards）——在受到残酷的迫害后，几乎沉寂下来；其实不然，罗拉德派继续向下扎根，在沉默中发展。在两百年间，成长为一股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不少与罗拉德派同心的爱主的信徒被保留下来。威克里夫的信息帮助了和供应了不少的信徒，一代一代地绵延下去；威克里夫的属灵遗产，喂养了成千上万的属灵的接班人。 另一方面，在罗马教的恶势力的影响下，在位的和当权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竭力反对神的儿女直接去阅读神的话语。罗马教的神甫们坚持只有他们才具有资格和知识，可以对圣经的字句做出解释。他们强调这是他们的特权。在整个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叶，罗马教好几次掀起了迫害的浪潮，把许多虔心阅读圣经——神的话语——的信徒，加之以异端者的罪名，许多人因此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以极刑，许多人甚至因着保存着少量的属灵书籍，或者在私底下探讨个人的灵性问题，也被天主教当局下了毒手。一五一九年，曾有一位姐妹和四位弟兄，只不过教导儿女们读英语圣经的主祷文和十诫，而被罗马教活活烧死。 虽然这样，威克里夫所点燃的星星之火，无从扑灭，一直在蔓延扩展，延烧到整个英伦三岛；许多虔诚的信徒，在家庭聚会中，在细胞小组中，分享神的话语和威克里夫的讲章。在这些芸芸无名的信徒中，就包括了二百年后浮现的青年人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丁道尔继承了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的衣钵。威克里夫是从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当日的英国口语的圣经；而丁道尔则是从希腊文圣经直接翻译为更接近现代化英语的圣经。二百年前，信徒们如何秘密传诵威克里夫版本的手抄本圣经；在丁道尔的年代里，信徒们也以同样的热诚，喜不自禁地传阅丁道尔在欧洲印刷的新译英文圣经。 许多威克里夫昔日的讲章的内容，重现在丁道尔的著作中。经过了二百年的变迁，这些信息仍是同样的新鲜，具有同样的时代感，同样地具有圣灵的能力，并带有同样震撼性的启示和亮光。 两人同样向当代的执政者和掌握实权的宗教人士做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封闭神的话语，要求他们不要为了私自的利益，曲解神的话语，要求他们不要任意按私意解释神的话语。两人同样认为，万能的神，充满智慧的神，乐意以各自的母语和方言，向各地各方各族的信徒说话。他们同样认为，神乐意各人，按着浅白易明的本族文字，直接阅读神的话语。在认识神的话语上，神不需要居间阶级，神也未曾选定某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替神说话，替神解释。神不需要代言人，神乐意直接向人说话，乐意向人表白祂的意念。 两人同样强调，神乐意向人施恩；两人同样认为，愿意接受神恩典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被选召的小群，必须服从神的法则，在真理上站住，不因着追随敌基督的人居多数，而信心动摇。 最后，威克里夫和丁道尔一样，两人都确定罗马教已经堕落，已经被钱财所腐化。两人都要求英国君王干预罗马教，要求英王扮演更重要的宗教角色。当然，在这一点上，任何纯正的福音派都不会认同。福音派认为政教应该分离，应该保持教会的纯洁性，而不应该搀杂属世的政治势力。 威克里夫和丁道尔，尽管很爱主，很忠心，仍然受到时代的限制，仍然有他们软弱的一面，和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他们曾为主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曾在历史上为教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在翻译英语圣经上，他们实有卓越的成就。直至今日，他们仍被公认为教会历史上突出的属灵伟人。但愿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并与他们一样，一起效法基督的榜样，即在必要时，为真理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生长于动荡的年代，期间英国陷入长期的宗教纷争和政治斗争；而这种混乱局势似乎看来遥遥无期，看不到何时才是尽头。 在这些冲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玫瑰花之役（Wars of the Roses），亦即一四五五年至一四八五年，英国的约克家族（York families）和兰加斯特家族（Lancaster families）争夺王位的战争，最为惨烈，历时长达三十年。该战争之得名，是因约克族以白玫瑰为徽号；而兰加斯特族则以红玫瑰为徽号。这次战争非常残忍，任何一方一被对方擒获，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投入黑牢之中，许多不愿卷入漩涡的良民，纷纷离乡别井，迁徙他乡。丁道尔一家当年就迁至格鲁斯特（Gloucestershire），并改姓为赫金斯（Hutchins）。 一四八五年，兰加斯特族的都铎（Henry Tudor）终于被拥立为王，加冕为亨利七世（Henry VII）；亨利七世又于翌年迎娶约克族的伊利沙白公主为后；这场玫瑰战争才因双方缔结了婚约而渐趋尾声。 在一四九四年间，丁道尔诞生于格鲁斯特（Gloucestershire）西部靠近威尔斯（Wales）边界史林桥（Slymbridge）的地方。一般学者，经过考证，咸信丁道尔的父亲业农，拥有一小片农地，生活安定，比周围的贫农稍为富裕舒适。丁道尔还有两位兄弟，名叫爱德华（Edward）和约翰（John）。 丁道尔的家乡位于色文河（Severn River）的河畔，那里农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丁道尔的住家离开英国港口布里斯托（Bristol）约十五英里。色文河汇入布里斯托海峡，再注入大西洋。布里斯托也就成为英国中部地区和威尔斯（Wales）一带货物的集散地。 丁道尔小时在家乡附近窝顿(Wotton-under- Edge)读书，为自己进读大学打好基础；那时候英国只有两所大学——牛津（Oxford）和剑桥（Cambridge）。在小学时，丁道尔主要的课程是拉丁文。当时举凡教堂的神甫、政府的公务员、外交官，以及律师、医师、会计师等，常以拉丁语交谈。政府的文书来往也用拉丁文。一个学生读不好拉丁文，不啻丧失了他的大好前途。 由于布里斯托毕竟是一个国际性的通商城市，居住着各色各样的人，所以人们也就以不同的方言沟通和应对。丁道尔生活在众多方言的环境中，加上他有语言天才，故他从小就掌握了八种语言，包括英语、拉丁语、威尔斯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此外还要加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丁道尔从小就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神在语言的恩赐上装备他，好在他长大后使用他，用他来从事翻译圣经的神圣事工。丁道尔后来在语言上的博大精深，使他成为属灵文字工作的适合人选。 一五○六年，丁道尔刚满十二岁时，他的双亲把他送到马达莲学堂（Magdalen Hall）读书。马达莲学堂是牛津大学马达莲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预科学校。他当日用的学名是威廉•赫金斯（William Hytchyns），而不是用如今举世闻名的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马达莲学堂里的教师，大部分是天主教方济会教派（Franciscan order）的教士；不过丁道尔入学后的第二年——一五○七年，新任的校长约翰•克莱蒙（John Claymond），却是一位墨守传统的教育工作者。约翰•克莱蒙是一位荷兰学者伊拉斯莫斯(Desidirius Erasmus)的朋友。伊拉斯莫斯的非凡成就，是把圣经译为希腊文；他在丁道尔的一生中，有很良好的影响，下文将会述及。 一五○八年秋天，丁道尔从马达莲学堂，转入马达莲学院，攻读文学士的学位课程。马达莲学院作为牛津大学的院校，后来受丁道尔影响，维持着那种认真阅读圣经的优良传统和学习风气。 在丁道尔进读牛津大学之前二百年，在牛津大学美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学者柏力（Walter Burley），提倡人们回到圣经的原始经文去。柏力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人们应该从圣经中的话语里，直接汲取灵性上的滋润和供应。他质疑人们应否凭着头脑，以人的思维能力，来对圣经进行学术研究。他怀疑，人怎能以有限的智力，去认识这位满有智慧、创造万有的神。柏力的远见，实在远在时代的前面，他的话也就没有被同代的人所接纳。 又在丁道尔进读牛津大学之前约一百五十年前，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的学者威克里夫（John Wycliff），一直坚持人们要回到圣经——神的话语——去，威克里夫赞成人们用本国的语文——英文——阅读圣经。威克里夫坐言起行，以身作则，把圣经从拉丁文译为英文。威克里夫还差派他的追随者罗拉德派（Lollards）前往英国各地传讲神的话语，而丁道尔自小就受到罗拉德派思想的影响。 在丁道尔进读牛津大学之前十年，——一四九八年，荷兰的希腊文专家伊拉斯莫斯（Desidirius Erasmus）来到了牛津大学。伊拉斯莫斯于一四六七年生于荷兰的鹿特丹（Rotterdam），比丁道尔足足大了二十七岁，是丁道尔的父辈。伊拉斯莫斯毕业于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欧洲卓越的希腊文圣经学者。伊拉斯莫斯没有辜负神所赐予他的语言恩赐，于一五一六年在瑞士的巴塞尔（Basle）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并排着拉丁文，修正了耶柔米（Jerome）的通用拉丁文圣经（Vulgate）。当时许多人认为伊拉斯莫斯改正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是一种冒犯，是一种亵渎；然而他的拉丁文造诣不逊于他的希腊文，他的拉丁文同样表达得十分优美和准确，实在令人读之，不忍释手。除此之外，伊拉斯莫斯又在他所翻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加了注解。 当丁道尔还未进牛津大学求学的时候，伊拉斯莫斯已经是英国一个享有盛誉的语言学者。伊拉斯莫斯初期穿梭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之间，并于一五—一年正式担任剑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就是在剑桥大学任教期间翻译成功的。 丁道尔报读牛津大学时，伊拉斯莫斯已经辞去了牛津大学的教职，转到剑桥大学担任教职。然而，伊拉斯莫斯在牛津大学引起的涟漪，却一直未见消褪。特别是伊拉斯莫斯在他所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里所下的注解，引起了丁道尔的重视和关注。 伊拉斯莫斯在他所译的希腊文新约注解里，指出了新约时代的教会和十六世纪时的欧洲的基督教的重大差别。从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注解，可以窥察到众多修道士的虚伪性。这些修道士，外表看起来道貌岸然。他们自称过独身生活，暗地里却金屋藏娇，有的甚至养育着私生子。伊拉斯莫斯抨击天主教普遍地存在着贪婪的和腐败的现象。当他注解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时，他说到主耶稣呼召人亲近祂，因为祂的轭是容易的，祂的担子是轻省的。伊拉斯莫斯的注脚这样写道： “真真实实的基督的轭是甜美的，祂的担子是轻易的。只是许多烦琐的基督教团体加上了许多人为的规章条例；至于罗马教宗简直把教会误解为赤裸裸的权力机构。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弟兄们彼此相爱，因在人间没有什么难处是爱所不能够化解的。主耶稣对人类所作的，是挽回的工作，藉着祂的救赎，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血的功效，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但是罗马教以传统的教会自居，在纯正的信仰之外，附加了许多莫须有的框框条条，包括许多迷信的东西。教宗的揽权和滥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多么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摆脱罗马教的专制统治，而让主耶稣的生命法则指引我们。” 那些年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丁道尔，全神贯注地阅读伊拉斯莫斯的论述。他花了好几年时间细读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新约圣经，以及伊氏在圣经里的注解。他特别留意到伊拉斯莫斯所指出的那些发生在罗马教里的一切不正常现象，与他在家乡格鲁斯特（Gloucester）和牛津大学里所目睹的，完全吻合。就在希腊文新约圣经出版后的翌年——一五一七年，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爆发，掀起这运动的是德国的改革大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德国威登堡（Wittenberg）的教堂的门上，钉上了九十五条反对赎罪券的声明。这项轰动的新闻，不久就像野火般传遍了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丁道尔在牛津大学，在比较了马丁路德的声明和伊拉斯莫斯的圣经注解之后，惊异地发现，他们所持的看法雷同，即天主教已经离经背道，偏离了圣经的纯正信仰。马丁路德指出，赎罪券不能救人脱离罪的刑罚，人不能靠着金钱得救；人的得救只能靠着神的救恩。马丁路德说，人是藉着信心，接受主耶稣为他的生命；正如哈巴谷书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伊拉斯莫斯和马丁路德都呼召信徒要回到圣经去。他们的信息，播种在丁道尔的心里。丁道尔既视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也就不期然地催促他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凭着圣经的应许，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 丁道尔在牛津大学重生得救之后，立刻向校内的同学们传福音。他本身是一个典范的基督徒，生活上和行为上，都非常有见证，充分地彰显出基督的生命。他的敬虔、爱心，和那近乎完美的品德，赢得了举校上下的尊敬。他在公开的场合，这样传福音：“人唯有因着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作救主，才能蒙恩得救。”这样一来，牛津大学一些天主教的顽固派，也就无法容忍他。丁道尔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丁道尔看到这是天主教当时的光景。 一五一九年，丁道尔离开了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的牛津大学——此时他已获得牛津大学文学硕士，转到剑桥大学再求深造。 丁道尔进读剑桥大学时，伊拉斯莫斯早已离开了剑桥，但是伊拉斯莫斯在该校的影响力，仍然可以觉察到。那些年间，剑桥大学是英国改革运动的摇篮地，在马丁路德改革思想的影响下，涌现了许多福音派的领袖，包括高柏飞（Miles Coverdale）、拉第默（Hugh Latimer）、克蓝麦（Thomas Cranmer）、利得理（Nichola Ridley）、毕尔尼（Thomas Bilney）等。 特别是毕尔尼，他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毕业生。他也和丁道尔一样，在获得天主教的禁书——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圣经——之后，翻阅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毕尔尼读完这节经文，深受感动，他喊出说：“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却肯定自己蒙主拯救！”圣灵藉着这节经文光照他，他看到了基督和祂的救赎。毕尔尼得救后，成为神重用的器皿。毕尔尼带领许多人认识基督，包括上述的福音派领袖拉第默。 剑桥大学的许多学者，以希腊文为热门课程，大家经常集合在一起，讨论希腊文新约圣经。丁道尔经常阅读这本伊拉斯莫斯翻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一直到深夜。丁道尔有时走入白马旅舍（White Horse Inn），聆听众多的青年学生，热切地讨论圣经和有关罗马教的问题。丁道尔发现，空谈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学里崇尚空谈，缺少的是实际的行动。丁道尔暗地里，已经立下志愿，要把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翻译为英文。他既立下这个志向，也就毫无保留地献上余生，好把这志愿付诸实现。 丁道尔既决意从事新约圣经的英文翻译工作，就毅然走出了剑桥大学的校门。他曾这样述及他对英国两间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印象： “在大学里，没有人可以藉着查考圣经而合格毕业、获颁学位；学生们通常要虚耗八至九年的时光，在这期间被一切虚假的，和背道的学说予以洗脑，使他原本的纯正信仰荡然无存，结果把圣经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大学当局才允许这些学生走出校门。”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二一年，年龄已达二十七岁的丁道尔，走出了剑桥大学的校门，来到格鲁斯特（Gloucester）的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在庄园的主人窝尔士爵士（Sir John Walsh）家里，担任窝尔士爵士两个男孩子的家庭老师。每到主日时，丁道尔例必站在庄园里的圣阿德琳教堂门（St. Adeline Church）的讲台上，对着窝尔士一家人和庄园里的农夫们讲道。由于他对神的认识逐步深入和明确，他的讲道也就更加简明有力。他在讲台上强调说，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是藉着信心，救赎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 丁道尔的话对那些天主教的教士是一项冲击。假若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天主教的教士们如何兜售圣人的遗物和赎罪券？丁道尔的讲章一旦公诸于众，将会直接影响到罗马教的收入。 窝尔士爵士是一个非常豪爽慷慨的庄园主，其时适为三十五岁，比丁道尔大八岁；他的妻子安妮•波恩慈（Anne Poyntz），出身于格鲁斯特的贵族家庭，两人可说门登户对。由于窝尔士伉俪好客，经常在家里盛宴款待一些修道院院长、学校校长、主教、博士，和领圣俸的神甫等。身为家庭教师的丁道尔，也就厕身宴席，同桌用膳。 进餐时，丁道尔自然而然地会被卷入当日最热门的话题，亦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伊拉斯莫斯的论述等。不可避免地，宾客们之间，会常为一些圣经上的看法，各抒己见，彼此之间有所争辩。 丁道尔，不只是学识饱满，就是在属灵的事上，也很有经历，他并且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每当天主教的追随者与他意见不一致时，他就打开圣经，找出有关的经文，用最简单明了的经文来驳倒他们的错误，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往往是经过了数轮的争论，丁道尔把对方驳得无法招架，理亏词穷。这些人也就暗中嫉妒他，反对他。 过了一些日子，几位当代很有名望的、具有博士衔头的主教们设宴，回请庄园主伉俪，不过这次丁道尔未被邀请。由于丁道尔不在场，在宴席上，博士们谈话时毫无遮拦，畅所欲谈，所说的尽是一些无知的和错误的谬论，只是没有人当面可以反驳他们。 餐后，窝尔士夫妇回家，就找来家庭老师丁道尔，并以博士们在宴席上的高谈阔论来质询丁道尔。丁道尔在窝尔士夫妇的盘问下，不慌不忙地引证圣经所说的。他坚持圣经真理，逐条地驳斥博士们的谬论。正如丁道尔的记载，窝尔士夫人，生性好强，并有点小聪明，用很尖锐的语气对丁道尔说：好吧！试想一想，这里有一位博士，他的身价值得一百英镑；而另一位博士，其身价可值二百英镑；至于另外一位博士，则身价高达三百英镑；考虑到你的身份，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你，而不相信他们？”丁道尔看到主妇的势利眼，没有必要回答她。丁道尔觉得，既然这样的争辩，长此以往，徒劳无益，他就决定避开这类争辩。 丁道尔在庄园居住期间，抓紧时间，把伊拉斯莫斯的著作《基督徒战士的手册》（Manual of the Christian Soldier）翻译成英文。这本小册子，为伊拉斯莫斯于一五○二年所著，是以拉丁文写成。内文主要是叙述基督徒如同战士，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装备自己，如何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何在属灵争战中奋战，尽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参阅弗6:10-20） 丁道尔译完《基督徒战士手册》之后，就很有礼貌地送上一本给窝尔士伉俪过目。窝尔士夫妇读完之后，十分敬佩家庭老师丁道尔的渊博学识和语言造诣，并敬佩丁道尔能以身作则，活出基督徒的高尚品格。自此之后，窝尔士就不常宴请那些具有博士衔头的主教们；即使他们来了，庄园主也不那么唯唯诺诺、一概附和。换言之，主教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了。这些主教们知道，庄园主的态度转变，全是丁道尔一手造成的，到了最后主教们竟绝足不再造访小索伯里庄园了。 由于丁道尔和罗马教的关系日渐恶化，乡村里的教士们聚集在一起时，就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抨击丁道尔，宣泄他们对丁道尔的嫉妒和厌恨。他们把丁道尔扣上异端分子的帽子，暗地里到布里斯托 （Bristol）主教府去告发他。 主教的官邸既受理这案件，主教也就委派出法官贝尔（John Bell），开庭审理丁道尔的案件。贝尔接着传召那些控告丁道尔的教士们和被告丁道尔出庭聆讯。面临着教士们的控告，丁道尔从心的深处向神迫切呼求，求神加添他的力量，可以为神的真理站立得稳，不至动摇。 当丁道尔站在贝尔法官面前时，贝尔用很粗暴的话语威胁他、辱骂他、斥责他，骂他像骂一条狗似的。贝尔当着教士们的面，用许多无稽的、无根据的事来控告丁道尔。可告慰的是，丁道尔总算逃逸出他们的掌心，回到主人窝尔士爵士的庄园，重操教师生涯。 在庄园附近有一位博士，一度担任主教的法官；这位博士是丁道尔的旧交，对丁道尔很友善，与上述审讯丁道尔那个穷凶极恶的法官，全然不同。有一天，丁道尔去拜访这个宅心仁慈的博士，向他说出自己的心事，并和他讨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这位博士偷偷地对丁道尔说：“你难道不知道教皇就是圣经中所讲的敌基督吗？不过，你说话要格外小心，若被人知道你的看法，你就要招来杀身之祸。” 没有多久，丁道尔与一位自视甚高，自以为学识饱满的天主教博士辩论真理的问题。这个狂妄的博士在理屈词穷之余，恼羞成怒，竟然说出亵渎的话：“我们情愿不要听神的吩咐，也要听教皇的训令。”丁道尔听了这样亵渎的话，愤慨不已，坚决地站在神这一边。他遂即宣告说：“为了真理，我不惜违抗教皇的训令，假若神给我生命，我要使一个犁田的农村青年，比你更懂得圣经。” 不用细说，罗马教的教士们对丁道尔的忌恨越来越加深，从未停止对丁道尔的谩骂和抨击。他们把许多凭空捏造的诽谤加在他身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诬蔑他是异端者。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各地的宗教迫害白热化。一五一九年四月四日，于布里斯托（Bristol）东北一百英里的市镇科苏特里 （Conventry），有一女六男因异端者的罪名，被判死刑，他们的罪名是教导儿女以英文念主祷文和十诫。 丁道尔洞悉教士们在暗中搜集他的罪证和罗织罪名。恶劣的形势催逼他要尽快离开家乡英国，迁居异国。他于是对庄园主窝尔士爵士说，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对我的照顾和支持，如今我向你辞别，实有苦衷。我深知我无法在英国长期居住下去。尽管你竭尽全力庇护我，事实上，你也无法救我脱离教士们的魔掌。除了神知道，无人知晓我未来的处境。你若持续地保护我，很可能会揽祸上身，你若有三长两短，届时我将何等地不安。 丁道尔于是带着窝尔士爵士的祝福，并一封窝尔士致伦敦皇室审计员吉尔福特爵士（Sir Henry Guilford）的介绍信，离开小索伯里庄园，于一五二三年夏天，来到英国的京城伦敦。在伦敦期间，他曾在一些教堂讲道多次，正如他在小索伯里庄园的教堂所行的。 丁道尔在伦敦时，想起现任的伦敦主教唐士塔尔（Cuthbert Tunstal），或许会帮助他。伊拉斯莫斯特别推崇唐士塔尔主教，知道主教博览群书，学问渊博，是一位公认的希腊文学者。丁道尔并知道唐士塔尔曾协助伊拉斯莫斯勘订再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丁道尔心想，若能投靠到主教那里，被他录用作助手，将是何等的蒙福！只是丁道尔不认识主教本人，需要有人推荐。丁道尔于是带着他所翻译的艾索克拉底斯（Isocrates）希腊文讲稿的英译本，去拜访窝尔士爵士所介绍的皇家审计员吉尔福特爵士。他拜托吉尔福特爵士向主教说情，让他住进主教的邸第，从事翻译圣经为英文的工作。 吉尔福特爵士读了丁道尔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艾索克拉底斯讲章》，对丁道尔的语文才华极为敬佩和欣赏。吉尔福特爵士本人对古典文学有钻研，曾和希腊文专家伊拉斯莫斯保持通讯关系。 吉尔福特爵士答应为丁道尔写一封推荐信给伦敦主教唐士塔尔，并应允若有必要，他将陪同丁道尔去谒见主教。丁道尔在这里出了问题，他没有亲自持信前往主教府，而是将推荐信交给他在牛津大学的旧相识赫比尔威特（William Hebilthwait），托他转交信件给主教。主教的回复是，他那里没有空缺，人满为患，碍难安插。在这里，究竟赫比尔威特是否居心不良，暗中破坏，始终是历史的谜。 但是审视整件事，实有神的美意，看出神在暗中管理这件事。试想，前不久丁道尔还在攻击天主教的腐败制度，揭发天主教的迷信，私下向人说教皇是敌基督的化身；如今丁道尔竟为了糊食，放下自己的自尊，采用小圈子的人事关系，要投靠天主教伦敦主教，为其门下。由此可见，一个人为生活所迫，有时无法坚持原则。 不错，伦敦主教唐士塔尔爱好希腊文，并与希腊文新约圣经的译者伊拉斯莫斯私交甚笃；但主教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却素来不遗余力。另外，说不定此时，来自布里斯托一带的传言，到达主教的耳畔，使他防范丁道尔这个所谓的滋事份子和异端思想的散播者。在这件事上，看到人性险恶的一面。 丁道尔吃了伦敦主教的闭门羹之后，不久神为他开了出路。在一间他数次讲道的舰队街（Fleet Street）教堂，有一位伦敦出色的布疋商人亨弗来•摩默斯（Humphrey Monmouth），此人亦任伦敦市参议员。亨弗来•摩默斯深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革思想的影响，所以对丁道尔所释放的信息，产生共鸣。摩默斯为了业务，行踪遍及欧洲各地，远至中东一带，可说交流广阔。摩默斯邀请丁道尔到他家里居住半年。在这期间，丁道尔留给摩默斯一个良好的印象。摩默斯后来追述：“我带丁道尔到我家住半年，他实在是一位品德良好的传道人。他日夜阅读书籍，穿着朴素，食喝简单，与城市一些贪图享受的传道人，迥然不同。 丁道尔在伦敦居住的一年期间，看到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他特别看到红衣大主教窝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全不关心信徒的灵命，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一五二三年四月，窝尔西大主教要求国会拨款以发动新战争；强令百姓筹集八千英镑为军费。这举措顿使窝尔西声名狼藉，成为英国人民最厌恶的人物。 丁道尔认为英国信徒在灵命上最迫切需要的，是他们能以自己的语文直接阅读神的话语——圣经。此时，圣经已经被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文、捷克文、荷兰文等。 丁道尔除了阅读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之外，又阅读新近出版的马丁路德所译的德文新约圣经。丁道尔参考伊拉斯莫斯和马丁路德的两种语文的新约译本，开始着手准备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与此同时，又阅读了许多从德国辗转流传到英国的一些马丁路德的书籍——被英国天主教列为禁书。他从马丁路德的著作中，发现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弊端，比一般人有更敏锐的洞察力。 马丁路德以坚决的态度，要求信徒们脱离天主教这个腐烂的宗教团体，指出天主教长期以来对纯正的基督徒进行迫害，手上沾满了义人的血。伊拉斯莫斯此时却从早年的强硬立场退却，对天主教采取妥协的态度，不敢公然得罪罗马教宗和其他红衣大主教。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注解固然在早期开了丁道尔的属灵的窍，毫无疑问的，伊拉斯莫斯确是丁道尔的启蒙大师；不过，在属灵的道路上，信徒必须不断地付出代价，必须不断地追求，必须不畏惧十字架的道路，必须顺从来自神的新的亮光，愿意遵从新的启示。在这关键的时刻，伊拉斯莫斯动摇了、妥协了。丁道尔于是义无反顾地决定追随马丁路德。他愿意效法马丁路德的榜样，支持基督教的改革运动。 一五二四年，丁道尔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绝对不允许他将新约圣经译成英文。英国官方实施的乃是愚民政策，唯恐普罗大众，因着阅读圣经而突然觉醒，从而发觉罗马教原来已经堕落为一个愚昧无知、充满迷信、腐败堕落的宗教团体。 丁道尔既然了解到他在英国无法伸展他翻译圣经的抱负，意识到他无法在英国容身，就决定投奔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感谢主，丁道尔在亨弗来•摩默斯和一些热心爱主的弟兄们的协助下，终于离开了伤心地英国，前往德国。 今时今日，英国民众要从英国前往德国，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在丁道尔那个时代，丁道尔要离开英国，其行程必须取得英国君王的准许。丁道尔蓄意翻译圣经成英文，已经拂逆了统治阶层的意旨。丁道尔私自潜逃海外，在英国本土失踪，很快地就引起英国有关方面的注意。丁道尔到德国的第一件事，就是隐姓埋名，以免引起英国外派的密探的注目。这些英国密探和各国的天主教奸细，一旦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丁道尔的踪迹，就会不惜采取任何断然的手段，来对付丁道尔。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丁道尔以新的名字道尔丁（Guillelmus Daltin）在德国的威登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的校园里潜心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挑选在威登堡大学蹲点，除了在那里可以向举国闻名的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领教，还可向另一教授腓力•墨尔顿（Philip Melanchthon）学习希腊文。马丁路德虽然是威登堡大学资深的神学教授，可是在进修希腊文时，也上过腓力•墨尔顿的课。在希腊文方面，马丁路德算是腓力•墨尔顿的学生。腓力•墨尔顿在二十二岁时已经在德国出版希腊文的文法书，其希腊文造诣，与伊拉斯莫斯不相伯仲。 在威登堡大学，丁道尔除了可向一些资深的希腊文学者学习之外，还可运用藏书甚丰的大学图书馆。 丁道尔着手翻译新约圣经时，确实遭遇了许多困难。他当时手头上没有任何一本可资参考的英文圣经——包括约翰•威克里夫的英译圣经。他翻译时，所参考的，主要是伊拉斯莫斯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耶柔米的拉文文通用本圣经和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译本。 经过了数个星期的努力，丁道尔的辛勤翻译工作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效，眼看一本新译的英文圣经逐渐露出了雏形。他非但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他还在新约的每一卷上，加了注释。在一些段落，人们可以注意到他的某些注释和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的注释有雷同之处；至于其他许多注释，丁道尔却有他独自的亮光和启示。 正如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圣经把德国语文现代化和标准化；丁道尔继约翰•威克里夫之后，透过圣经的译成英文，把英国语文定型下来，使英国语文成为被广泛通用的优美的语文。更恰当地说，丁道尔掌握了高超的、卓越的英文造诣。他把英文作为表达的工具，以充满旋律，并富有隽雅音韵的音乐语言，透过神的话语——圣经，赏赐给众多的英国人；与此同时，他奠定了英语在国际上的地位。 丁道尔在翻译时力求准确。同样重要的，他了解到，他的对象是英国的草根阶层和普罗大众，他必须用浅易的、朴素的语言，而又要不失语言的优美，好让神的话语，普及到更广阔的范围。 在这项既艰巨而又繁重的翻译工作上，丁道尔没有一个有学问的助手是不可能的。文字校对和勘误的工作，加上版面的编排，以及原文是否被正确翻译过来，是不能独力承担的。丁道尔所需要的翻译助手，起码要掌握三种语文——拉丁文、英文、希腊文。丁道尔经过几次的物色，终于找到了一个助手——威廉•罗莱（William Roye）。丁道尔聘用了威廉•罗莱之后，才发现威廉•罗莱这个青年人，虽然颇有学问，曾在英国的修道院潜修多年，文化程度很高；但他脾气暴戾，挥霍无度。丁道尔对威廉•罗莱无法可施，只好忍耐学习功课，背负主所给丁道尔的十字架。丁道尔尽量使用威廉•罗莱的长处；而容忍他的缺点。 一五二五年八月，丁道尔收到了来自英国的弟兄们的一笔可观的奉献款项，就决定离开罗马教势力强大的威登堡。丁道尔在威廉•罗莱的陪同下，携带着译稿，前往当时德国人口最多、市面最热闹的城市科隆（Cologne）。 科隆位于莱茵河（River Rhine）的河畔，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北部，一直是德国印刷工业的中心。 丁道尔和威廉•罗莱在科隆找到了一个印刷厂东主奎特尔（Peter Quentel）。奎特尔同意为丁道尔印刷英文新约圣经，为此丁道尔还付了一笔定金。当年，印刷一本书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印刷工厂首先要把破布磨成浆，然后再把纸浆制成纸张，这样就可以取代价格高昂的羊皮纸。一般来说，纸张的价格仅为羊皮纸价格的六分之一。此外，丁道尔和威廉•罗莱还得每天前往印刷厂视察工序和校对蓝纸。不过，当英文新约圣经刚开始印刷数页的时候，印刷工作突然受到了打岔，发生了变故。 原来在奎特尔的客户中，有一位杜尔涅（John Dobneck）。杜尔涅原是法兰克福天主教的圣玛丽教堂（St．Mary's Church）的副主教。马丁路德掀起改教运动后，杜尔涅被迫离开法兰克福，逃到科隆，因此杜尔涅对新教徒有刻骨的仇恨。杜尔涅经常印刷传单和小册子攻击马丁路德。杜尔涅认为马丁路德破坏德国的安定，是德国一切动乱的根源。恰巧的是，为杜尔涅印刷传单的，正是准备为丁道尔印刷英文新约圣经的奎特尔。 有一天，杜尔涅在奎特尔的印刷工厂校对文稿时，无意中发现奎特尔正在为丁道尔印刷英文圣经。杜尔涅就赶快将此事通知科隆市的议员乌立克（Hermann Rick）。乌立克是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朋友兼顾问。乌立克密告英国皇帝说，有两个英国人，正在印刷三千本英文新约圣经。乌立克又说，这三千本英文新约圣经是由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圣经译过来；乌立克提出，英国若不采取断然措施，英国就会沦为马丁路德的势力范围，从而影响了英国的国家安全。 英国政府和英国天主教当局知道这消息，就甚为恐慌和震惊。 另一方面，在杜尔涅和乌立克的催促下，科隆市议会发出紧急通缉令，欲逮捕丁道尔和威廉•罗莱。公文同时下令要扣押两人所译成的英文新约圣经文稿。 丁道尔和威廉•罗莱，在有心人的密告下，带着译稿，漏夜乘船沿莱茵河南下，到达改革派的大本营沃木斯（Worms）。 在丁道尔抵达沃木斯之前四年——一五二一年一月——马丁路德曾在此地接受沃木斯国会（The Diet of Worms）的聆讯。马丁路德该次在国会上的辩白，赢得了德国朝野的广泛支持，而教皇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一五二五年九月，当丁道尔抵达沃木斯时，沃木斯的市民已一面倒地同情改革派。他们以爱心接待了丁道尔。 丁道尔在沃木斯找到了一个印刷商史可弗（Peter Schoeffer）；史可弗愿意为他印刷圣经。一五二六年初，英文新约圣经终于面世。 初版的英文新约圣经用两种尺寸，一种大的，一种小的。因为丁道尔心想，万一尺寸大的圣经被英国海关或天主教当局检查到了，没收了，较易收藏的小本圣经还可以瞒过英国海关的耳目，得以被带入英国境内派发。丁道尔把要海运的圣经装在大桶里，上面覆盖着布料，和一些日用品；他有时则把圣经装在包裹里和面粉袋里。总之，丁道尔用形形式式的办法，务必冲破英国海关的封锁，好让神的话语——英文新约圣经——在黑暗所笼罩着的英伦三岛上，吐露光芒。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一五二六年二月，在沃木斯印制的英文新约圣经，终于在伦敦的市面上出现。 圣经如何运入伦敦本身，还涉及一个传奇的故事。一五二五年英国的旱灾，导致一五二六年的歉收。位高权重的红衣大主教窝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为了保存谷物，下令农民不得从一个郡搬运谷物到另一个郡。窝尔西的考虑欠周，他的命令引起伦敦市民的恐慌。因为伦敦没有农地，本身不会出产农作物；谷物的禁运，将直接影响市民的生计。任何人口密集的城市，最害怕的就是市民的不安和恐慌，稍一失控，就会引起一场不可收拾的暴乱。有鉴于此，伦敦当局迅速由北欧运入大量的谷物，来应付市民的粮食需求。丁道尔的英文新约圣经就这样因利乘便，偷偷地运到伦敦，再由伦敦分发到英国各地。 没有多久，天主教的伦敦主教唐士塔尔（Bishop Cuthbert Tunstall），缴获一本新约英文圣经，立刻向窝尔西红衣大主教告发。窝尔西大主教立刻通告英国各地，没收一切流传到英国的英文新约圣经。一旦缴获了，一律予以烧毁。 英国天主教下令烧毁圣经的消息传到丁道尔的耳中时，丁道尔说：“他们烧毁圣经，是在我意料之中。他们所能作的，是有朝一日连我也予以烧毁，假若我来日殉道是出乎神的美意，我也从心里顺服。不过，只要我存活一天，我将继续我的圣经翻译工作。” 丁道尔所感到震惊和大惑不解的，不是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是一个自称牧养神的教会的宗教领袖，竟然明目张胆地下令消灭神的话语。 另一项令丁道尔感到痛心的，是伦敦主教唐士塔尔作为一位希腊文专家，又是希腊文新约圣经译者伊拉斯莫斯的朋友，竟然也加入了迫害丁道尔的不义的帮派。 尽管天主教用尽办法杜绝英文新约圣经在英国销行，运入英国的圣经却与日俱增，很快地攀高到六千本。内中有三千本是由恩何文（Christopher von Eridhoven）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印刷。 窝尔西大主教意识到英文新约圣经的传播非常迅速，觉得事态严重，到了失控的地步。窝尔西于是于一五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勒令英国驻比利时大使哈格特爵士（Sir John Hackett）查封所有印刷英文新约圣经的工厂和出售英文圣经的书店。哈格特努力执行窝尔西的指令。到一五二七年一月截止，他已经没收了比利时境内相当可观数目的英文新约圣经，他并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把他所没收的圣经就地焚毁。然而，丁道尔在欧洲各地的销售网，具有非常高的效率，尽管英国大使哈格特在欧洲各地来回奔驰，英文新约圣经仍是源源不绝地被运入英国。 又英王亨利八世从天主教红衣大主教窝尔西的口中，获悉英文新约圣经的销售数目，不断地急遽上升；英王就在一五二七年二月，下令严惩任何人贩卖和阅读所谓的“谬误百出”的英文新约圣经。 一五二七年五月，英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激怒下，头脑紊乱，异想天开地企图买下所有出版的英文新约圣经，来杜绝英文圣经流入英国。这时有一位绸布商人派金顿（Augustine Parkington）正在安特卫普。派金顿一向赞同丁道尔所从事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派金顿和天主教的高层人士，仍有礼貌上的往来。 伦敦主教唐士塔尔，不知道派金顿和丁道尔的亲密关系，竟私下对派金顿说，自己想用巨款买断英文新约圣经；原来唐士塔尔已经说服新任的红衣大主教窝汉（William Warham），并获其同意，策动英国各地的主教们捐献款项，来买断圣经。派金顿在这事上见有利可图，就应承伦敦主教的要求。结果是，天主教有不断的资金供应，来继续焚烧圣经；然则派金顿得到了利润，而丁道尔也收到了金钱，来支持他的事工。 丁道尔利用天主教供应的这笔巨款，重新修订英文新约圣经，把之再版，数量超逾前一版三倍，并且将之及时运入英国。伦敦主教知道后，把派金顿找来，查究这件事。派金顿说，只要丁道尔有版权许可证，你买完一批英译新约圣经，他可以再印一批，我只可以答应你，买下已印出的圣经；却无法制止丁道尔，不再印刷新版的圣经。主教听了，为之气结，却拿不出办法来。 过了一段日子，英国天主教的法官多马•摩尔（Thomas More）逮捕到一位丁道尔的同情者乔治•康士坦丁（George Constantine），说他散布异端邪说。法官多马•摩尔诘问他说：“乔治•康士坦丁，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一件事，那么我判决你的案件时，会从宽处理。即在欧洲大陆，丁道尔、威廉•罗莱和一大批你这类的异端者，非常活跃。我深知一件事，即他们除非有强劲的外援，根本无可能支撑下去。你作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必定知道他们从谁得着财政援助。我问你，你要从实告诉我，是谁在帮助他们？”乔治•康士坦丁回答说：“法官大人，我只好说出真相，是伦敦主教唐士塔尔在帮助我们。他提供我们大量金钱，高价购买英文圣经供他烧毁。主教是我们唯一的资助者，过去是这样，如今也是这样。”法官多马•摩尔听了之后，懊恼地说：“我相信你所说的，在主教作这件事之前，我早已规劝他，可惜他不肯纳谏。” 从一五二七年至一五三○年，英国的特务在欧洲大陆四处搜捕丁道尔，丁道尔不得不四处流窜。他居无定所，以策安全。只是，他无论落榻何处，他不让自己空闲；他从未停歇自己的翻译工作和其他属灵的文字工作。 丁道尔屡经转移阵地，卒之决定投奔汉堡（Hamburg）。在行程中，不如意的是，他搭的船在荷兰海岸撞毁，他失去许多珍贵的稿件。此外，丁道尔又失去了不少金钱，并耽误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他被迫改乘另一艘船前往汉堡。在汉堡，丁道尔重逢了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友高柏飞（Miles Coverdale）。高柏飞比丁道尔小几岁，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改革派。高柏飞以具体行动支持着丁道尔。他安排丁道尔住在一位敬畏神的寡妇伊默生太太（Margaret von Emmerson）家里。丁道尔是在伊默生太太家里译完摩西五经的。 一五二九年，一种出汗不止的疾病（sweating sickness）入侵汉堡一带。这种神秘的、令人恐怖的疾病横扫欧洲大陆，从十五世纪末叶，直至十六世纪末叶，长达一百年之久；而受灾最重的国家就是英国。当时在英国，若有一个地方，有一半人口幸免，已足称是上天眷顾。许多人在毫无预兆下患病，并在数分钟后发高烧。往往会有病人突然仆倒街头，引起人人自危，陷于一片恐慌。出汗病袭击丁道尔寄居的汉堡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一千多人倒毙，整个汉堡人心惶惶。在危难中，丁道尔信靠神，毫不惊惶失措，仍然继续作他的文字工作。 丁道尔在翻译了英文新约圣经之后，第二步是着手翻译摩西五经；他在五经的每一卷之前，加上了有益处的和有见识的序言，是所有良好的基督徒百读不厌的。摩西五经被译成的英文，平实、朴素、流畅，深受读者喜爱。一五三○年，摩西五经运抵英国之后，为过往幽禁在黑暗中的众多英国信徒，打开了眼睛，使他们看到了新的亮光。 丁道尔在汉堡完成了摩西五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丁道尔觉得是时候迁回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虽然安特卫普遍布英国特务，但是思乡的丁道尔，却可以抽空在码头漫步，眺望他心爱的故国——英伦三岛。 一五三○年十一月底，英国前红衣大主教窝尔西（Thomas Wolsey）因恐惧英王亨利八世对他下毒手而在恐惧中暴毙那一天，一位伪装商人的英国特务保汉（Stephen Vaughan）抵达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时出任英国首相的多马•克伦威尔爵士（Sir Thomas Cromwell），或多或少同情改革派。保汉则是多马•克伦威尔的部属；保汉本人也同情改革派。应该知道，此时英国天主教的势力正被一步步削弱；英国天主教的大法官多马•摩尔（Thomas More）也正为保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作苦苦的争扎。 话说英国特务保汉此际到达安特卫普，实在负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即是他此番到欧洲大陆，为要寻访丁道尔；并要保汉说服丁道尔回到英国，争取丁道尔为英王亨利八世效忠。 保汉从安特卫普发出三封信，分别寄往法兰克福（Frankfurt）、汉堡（Hamburg）、马尔堡（Marburg），可是全无回音。一五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保汉向亨利八世汇报，说打听不到丁道尔的下落。不久，突然有一个信差来拜访保汉，说他能够引领保汉去会见一个陌生人。当保汉见到这个陌生人时，劈头就问，你认识我吗？我不记得曾否见过你。陌生汉回答说，我就是丁道尔。一五三一年四月十八日，保汉再次向英王亨利呈报，陈述该次与丁道尔会晤的神奇过程。保汉说他曾劝喻丁道尔回到故土英国，但为丁道尔所婉拒。丁道尔说，英王口头上会答应宽恕他，但英王随时也会反口；丁道尔又说，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分分钟会向英王进言，说王上对异端者——包括丁道尔——的任何承诺，是不值得遵守的，是可以反口的。 丁道尔此后又与保汉会面多一两次。在最后一次的会晤中，他提出要求，说英王亨利八世若将英文圣经合法化，他会毫不犹豫地回到英国，为国家服务。 丁道尔没有接受英王的招安，没有落进这个陷阱，是一项智慧的决定。实际上从一五三○年至一五三一年，英王亨利八世对改革派的迫害，从未降温，实际上是逐步升级。新任的伦敦主教史托克斯莱（John Stokesley）在搜捕改革派时，比起前任主教唐士塔尔（Cuthbert Tunstall），更加心狠手辣。 一五三一年八月，在史托克斯莱的指令下，丁道尔在剑桥大学所敬爱和尊崇的福音派领袖毕尔尼（Thomas Bilney），被天主教指控为异端者，在英国东部市镇诺里季（Norwich），被人用火将他活活烧死。诺里季火刑场，一直是火焚罗拉德派（Lollards）——英文圣经另一译者威克里夫的追随者——的地点。 一五三一年十二月，另一个丁道尔在剑桥大学的校友贝菲尔德（Richard Bayfield），也因为主张宗教改革，被天主教定罪为异端者，而同遭火刑。天主教的宗教法官多马•摩尔声称，贝菲尔德这个人，是受到丁道尔在欧洲彼岸印刷的书籍的毒害。贝菲尔德的死，对于丁道尔来说，是一项沉重的精神打击。 英国天主教对改革派的一系列迫害并没有令丁道尔产生出乎意料的惊奇，却使丁道尔为受害者深感悲痛。丁道尔竭尽所能地鼓励和安慰在患难中的弟兄们。丁道尔写信给被关禁在伦敦塔的亲密同工约翰•菲力斯（John Frith），勉励约翰•菲力斯要对神尽忠，要知道他并非孤独一人，在患难中神一直与他同在。 约翰•菲力斯是丁道尔最得力的同工之一，也是英国最有学识的学者之一。他曾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深造，年龄则比丁道尔小三、四岁。一五三二年七月四日，约翰•菲力斯终于被英国天主教活生生地烧死。 英王亨利八世至此知道，他纵容英国境内这些惨无人道的宗教迫害，一旦消息走漏，传到丁道尔耳中，届时丁道尔绝不可能轻易地被说服，更不可能被诱骗回英国。英王亨利八世于是露出狰狞的真面目，颁令拘捕和引渡丁道尔。英王亨利八世透过驻比利时的英国大使，请求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皇帝查理士五世（Charles Ⅴ），协助调查丁道尔的下落。亨利八世吁请查理士五世一有发现，就将丁道尔移交英国法办。查理士五世对于亨利八世并不买账，用礼貌的口吻婉拒了亨利八世的请求，说目前毫无证据显示，丁道尔干犯了英国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任何法律，恕难从命。 亨利八世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作了另一次尝试，勒令多马•伊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到欧洲绑架丁道尔；英王认为若是绑架成功，英国可以省却一切烦琐的司法程序。多马•伊利奥特知道，他所接受的，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因为在他之前，好多次的绑架策划都一一败露。多马•伊利奥特虽然花了大笔的金钱，用来收买线人——包括印刷厂的印务工人。他所收买的人，始终无法贴近丁道尔。最后，他只能从欧洲折返英国，向亨利八世辞去这份苦差事。 丁道尔一直小心翼翼，提防英国特务突如其来的绑架；在心底里，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就抓紧时间修订英文新约圣经；并着手将旧约圣经尽快地翻译成英文。在他孳孳不倦地努力下，约拿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记上、撒耳记下、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一一被译成英文。由于丁道尔在欧洲居无定所，一直在躲避英国奸细的搜捕；他只好隐蔽地、默默地耕耘。 丁道尔忠心地翻译圣经，为的是让神的话语至终能普及到英国各地。他一生的努力并非徒然；如今英文圣经非但通行英国本土，也通行英国境外的许多地方。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欧洲各地天主教的神学家，与改革派的宗教领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笔战。毫无疑问的，在众多为真理而战的改革派作家中，丁道尔确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 单说英国，代表天主教出而应战的，是法官多马•摩尔（Thomas More）。 多马•摩尔初期由于有英王亨利八世和天主教为之撑腰，可以在公开的刊物随心所欲地发表文章，并已不限次数。多马•摩尔所发表的犀利文章，有若战场上以重炮轰击敌方一样；反观流亡欧洲大陆的丁道尔，只能以不正规的方式应付这场笔战，宛如丁道尔在采用游击战术一样。 多马•摩尔前后共写了九本书，所采用的是谩骂的、毁谤的口吻；他强词夺理地一味维护教宗和罗马教的权威。但是，丁道尔的文章，却拨开了英国宗教界的阴翳和黑暗，带来了亮光和启发，为英国改革派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考虑到丁道尔不断地更换行止，以免被英国奸细发现踪迹；考虑到丁道尔不断地更换印刷工厂；而竟能出版一系列的英文小册子，以不同的渠道运入英国，来驳斥英国天主教，来点燃英国改教运动的火炬，充分说明当时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暗中帮助丁道尔。 在一五二八年至一五三一年之间，丁道尔发表了四篇文章，以独排众议的笔触，指出了罗马教的贪婪和腐败；他并指出罗马教的制度和专制，是整个结构性腐败的根源。 第一篇文章是《邪恶的玛门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Wicked Mammon），发表于一五二八年五月。文章着重于把马丁路德的一篇讲章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在马丁路德这篇讲章的基础上，丁道尔再予以演绎、发挥、增订。丁道尔的文章所引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九节，谈到“不义的管家”。丁道尔在所有笔战中，强调人称义固然是单单因着信，但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强调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丁道尔又说，信徒能够渴慕神、喜爱神，是圣灵在人心中运行的果效，为要成全神在基督里所给祂儿女的应许。丁道尔指出，教皇和罗马教廷完全违背了神的教导。当今的罗马教，实为法利赛人和敌基督。 第二篇文章为《基督人的顺服》（The Obedience of Christian Man），发表于一五二八年十月。这是丁道尔最长的和最典型的笔战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丁道尔重点指出将圣经译成英文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圣经实是纯正的信仰和社会秩序的基石。他反驳一些谬论，即有人颠倒黑白地指控改革派，诬说改革派藉着攻击教皇，真正的目的是要违抗政府。丁道尔在文章中，揭穿天主教的真面目，说天主教的运作是国际性的，说天主教的真正图谋，是颠覆现有的各国政府，以夺取财富和政治权力。 丁道尔对天主教的责备，重现于他的第三篇文章《主教们的诡计》（The Practice of Prelates）。该篇文章发表于一五三○年。在此，丁道尔所用的口吻更加严厉和率直。他从天主教的历史和英国历代的事例，搜查到天主教卷入许多政治阴谋的证据。从这篇文章，丁道尔指出，许多人把天主教的各项活动简单化，以致麻痹大意，不知警惕。丁道尔认为，天主教对亨利八世与皇后卡赛琳（Catherine）离婚一事，反应迟缓，迟迟不予表态，其实是罗马教廷的一项阴谋诡计，其真正存心，是要打击英国王室的尊严，让英王当众出丑。丁道尔在《主教们的诡计》一文中的结束语是：“我对英国的国民说，你们要悔改，因为产生邪恶的君王，是国民犯罪得罪神引致的，这是圣经中神所指证的。” 英国天主教的发言人多马•摩尔，曾在一五二九年发表《解答有关异端问题》（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来驳斥丁道尔一系列的文章，因为《主教们的诡计》是以相当多的篇幅不指名地对多马•摩尔进行批判。 至于丁道尔的第四篇文章《对多马•摩尔爵士的答辩》（Answer 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则是毫不忌讳地指名道姓了。那一边是绝不妥协的、死不悔改的天主教死硬派；这一边则是丁道尔，一个忠心耿耿的福音派。丁道尔所争论的，主要是环绕着教会的纯正问题和圣经的普及化问题。丁道尔坚持福音的传播，早于教会的建立。他指出，因着福音传开了，有人重生得救，这些蒙恩的信徒，才合一而成教会。他重申，这些教会中的信徒是藉着圣经的话语，来检验和印证他们的信仰是否纯正，并确认他们是因信神的话语，而得着称义。 多马•摩尔对丁道尔的答辩文章反应迅速。他毫不示弱，笔战继续升级，一五三二年，多马•摩尔发表长文《辩驳》（Confutation）。文章篇幅浩繁，分成三大册；翌年又添加五大册付印。在《辩驳》中，多马•摩尔捍卫天主教的立场，反对丁道尔这种突出圣经地位的说法。多马•摩尔认为，天主教的权威，以及天主教的教训，像圣经——神的话语——一样，享有同样的地位，永垂不朽。他又诬说，天主教——所谓的基督教的唯一合法教会——是另类的、不明文的神的话语；而圣经则是明文的神的话语。他甚至妄言妄语，说，不明文的神的话语——天主教——所赋有的权威，是不可质疑的和不可挑战的。他并说，天主教具有与圣经——神的话——同等的地位和权柄。 多马•摩尔对于天主教的教义，与圣经的教训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未能提供一个完满的答案，也未能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多马•摩尔对于丁道尔所指责的，说天主教财迷心窍，竟劝人用三个半便士，购买赎罪券，胡说人的灵魂可因着赎罪券得着赦免，及免去地狱之火的刑罚。多马•摩尔在此文章中，对天主教这种荒唐作法，却回避不答。多马•摩尔幼稚到一个程度，强调一个好的基督徒，要膜拜那些所谓代表基督的使徒们，和一些圣人的神像。这作法完全违背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节至五节神的吩咐：“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多马•摩尔说，他仇视所称的福音派的弟兄们（evangelical brethren）。他公开否定所有福音派的教导（evangelical doctrine）。多马•摩尔说，他后悔的是，他已往过于仁慈，把太少人处死，判太少人火刑，说他在过往七年，实在应该把更多的福音派予以活活烧死。 丁道尔所写的文章，除了揭穿了天主教的腐败和黑暗；在积极方面，他给予教会一个正面的定义。他用明确的文字，这样写道： “教会是基督所选召的，集合了所有因信基督而悔改的蒙恩罪人。这些被选召了的人，相信神因着爱子基督的缘故，眷爱他们，怜悯他们，因着基督的救赎赦免他们。” 概括一句，丁道尔是一个杰出的文字工作者。他非但翻译圣经；还根据圣经的教导，传播了福音的真理，捍卫了基督教的纯正信仰；并把那冒充教会（基督的新妇）的淫妇（罗马教）的庐山真面目予以揭穿。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编写《属灵伟人小传》的目的，是指出在历史上，神不断地兴起人；即使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神仍然没有偏离人，神仍然拣选祂合用的器皿，让祂的见证人在那个时代发光，为祂作美好的见证。 在《钟马田小传》中，编者述及约翰•诺克斯被称为清教徒的创始人。但是读者若翻阅《司布真小传》，会读到司布真曾被称为清教徒在十九世纪的继承人；而在《钟马田小传》中，除了读到爱德华滋具有清教徒的特色和优点，还述及钟马田堪称二十世纪清教徒的典型代表。 编者论及清教徒时，只将之作广义上的解释，并不局限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在英格兰或苏格兰所涌现的一些清心的信徒。编者所注重的是：如何追随清教徒的纯正信仰；如何从他们身上有所学习，来适应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复杂问题。 钟马田在一九七一年论及《清教徒和其起源》（Puritanism and its Origins）时这样说： “清教主义始于何时？同意贺尔（Basil Hall）的人会指出，清教徒这个名词，是到一五六七年才出现的，那么，清教主义自然是从一五六七年开始了。这个事实的阐明，当然是对的，但是它却把清教主义的精神，完全撇开了不提。我同意纳本（Knappen）在《都铎王朝的情教主义》（Tudor Puritanism）一书中所说的，清教主义的精神，首见于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表现，当时是一五二四年。原因是，清教主义事实上是一种思想；这一点我要说清楚。清教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清教主义的两个最大的特色，已见于丁道尔的表现。丁道尔热切希望一般人都能读圣经，可是当时困难重重，丁道尔所采取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显明了他是个清教徒。丁道尔没有征得天主教主教们的同意，就把圣经翻译出版；这就是清教徒所发的第一炮。不经主教们的同意而去作，这真是不可思议，可是丁道尔就是这样作了。他所作的另外一件事，也表明了清教徒的特色——他竟然未获皇上的批准，径自离开英国。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在当权者的眼中，是该受严厉申斥的。但丁道尔急于要把圣经翻译出来，并急于将圣经复印出版，所以在皇上还没有批准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英国，前往德国，得到马丁路德和其他弟兄们的协助，完成了翻译英文圣经这件大事。这两件事所表明的态度，都是清教徒对当权者一贯的作风，表明清教徒着重真理，过于宗教传统与政权的势力，并坚持照着自己所认定正确的方式，去自由事奉神。从丁道尔开始，这种清教徒的精神、态度，和心态，就不断地显明出来。至于英王亨利八世，就如众所周知，事实上只想和他的妻子离婚，以便再娶，所以亨利八世就急于摆脱天主教教皇和他的权力，叫亨利八世自己能成为英国教会的元首。” 概括一句，丁道尔具有清教徒的性格、特色和精神，丁道尔也就成为后世清教徒的榜样。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约翰•诺克斯仍被尊称为清教徒的创始人。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近五百年来，撰写教会历史的人，不是疏忽了，便是大大误解了基督教改教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重浸主义（Anabaptism）。要求重新评价重浸主义的，包括浸信会的历史作家培克尔（Robert A. Baker）。他在《基督教史略》（A Summary of Christian History）一书中已有述及。该书已由萧维元译成中文，由浸信会出版社出版。 几百年来，一提及重浸派（Anabaptist），就是一个贬词，含有谩骂和责备的含意，向来人们把重浸派与异端派视为同义词。认真地说，走上极端道路的，只是挂着重浸派招牌的一小撮人，大部分的重浸派，信仰纯正；他们虽然在历史上受到残酷的迫害，却对历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神的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一个重浸派是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生于一四八○年，是当年奥地利窝赛得（Waldshut）一个福音派的牧师。他后来与瑞士苏黎世（Zurich）的更正教领袖慈运理（Ulrich Zwingli）同工。后来胡伯迈尔读到圣经的话语，相信人要先有信心，才可以受浸，他就与慈运理商讨是否应该放弃婴孩受洗礼。慈运理认为这即然是圣经的教导，就接受胡伯迈尔的建议。但在一五二五年正月十七日的一次辩论中，慈运理变卦，慈运理更得着地方上当权派的支持，下令所有的婴孩要受水礼。只是，当时重侵派的另一领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应一位老弟兄布鲁若克（George Blaurock）的请求，为布鲁若克重浸（布鲁若克受过婴儿洗礼）。一五二六年三月，双方的歧见扩大，正式分裂。当局下令假如重浸派坚持他们重浸的异端，他们就要受溺死的处分。重浸派在头两年，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领袖，重浸主义也就转入地下活动。 两年后，即一五二七年，当重浸派似乎在瑞士销声匿迹、后继无人的时候，从苏黎世逃亡到德国南部史塔斯堡（Strassburg）的撒特拉（Michael Sattler）弟兄，宣布史塔斯堡被选定为重浸派的新耶路撒冷。 撒特拉是德国南部黑森林（Black Forest）天主教本笃会（The Benedictines）的圣彼得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t.Peter）的院长。他觉得重浸派恢复使徒时代教会的作法，更能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来。 一五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撒特拉在德国南部一个小镇史列咸（Schleitheim）召集了一次聚会，公布了重浸派的七项基本信仰：（一）教会只接纳信主的人受浸；（二）在教会里要遵行主的吩咐，特别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训；（三）守圣餐是为了记念主的死；（四）信徒要与世界有分别；（五）要按保罗的标准设立牧者牧养教会；（六）基督徒不得动刀剑，不得诉诸法律手段；（七）基督徒不得发誓。 这次特别聚会和所公布的基本信仰被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是重浸派在历史上真正的起点。 重浸派确信，只有悔改信主的人才可以受浸；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基础和根据；重浸派不赞成基督徒服兵役，以免“动用刀剑”；不赞成基督徒起誓；不认同基督徒在法庭诉讼。 在信仰上，重浸派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基础。他们仍坚信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如圣父、基督的神性、教会为信徒所组成、圣经是神的话语、基督将会第二次再来。 不论是路德派、慈运理派、加尔文派，和天主教，都联手对付重浸派，对重浸派施以极其残酷的摧残，包括监禁、溺死，和火刑等。 撒特拉主持史列咸聚会之后三个月，被视为异端者，将他活活烧死；他死后几天，妻子玛嘉烈 （Margaretha Sattler）也被人活活用水淹毙。 丁道尔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浸派。 在重浸派之中，有一些人在信仰上出现了偏差，在行为上出轨，玷污了重浸派的声誉；譬如李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提倡多妻制度，大大失去见证；又如德国蒙斯特(Munster)的贺夫曼（Melchior Hofmann）预言基督将于一五三三年再来，使许多人受了迷惑，结果预言当然失准。 丁道尔秉承了重浸派的优良传统，不容许人为的制度和人工炮制的宗教仪式，使他的心灵与爱他的主之间发生阻隔。他遵循圣经中神的话语，并按着圣经所吩咐的，相信所有信主的人，要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信祂的人里面。他坚信，信徒能分享祂的苦难，有份于祂在十字架上死的经历，有份于祂的得胜。信祂的人，在祂里面，胜过肉体、鬼魔、世界。 美国费城（Philadelphia）的殿堂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著名学者李特尔(Franklin Litte ll)曾用这样的话赞扬重浸派——内中也就包括了丁道尔： “当重浸派反对发出毒咒，反对动用刀剑，反对诉诸法律，反对操纵教会；他们事实上所诉求的，是个人与神交通的自由，是个人的心灵与神之间没有间隔，是人类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他们所向往的，是基督教的真谛，而非属世的声名利禄。故此，他们灵命所释放的能力是无以伦比的。” 概括一句，以丁道尔为代表的重浸派，所追求的是神的同在，所寻求的是神的话语的实现——包括千禧国度的到来。他们的贡献，特别是把信徒带到圣经中的教导和吩咐面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到了一五三四年，不少英国有权势的人都恨不得把丁道尔追擒到手。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包括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官多马•摩尔，和伦敦主教史托克斯莱（John Stokesley）。他们所下达的形形色色的追捕令送达欧洲各地。他们所差遣的密探千方百计地搜集丁道尔的资料，刺探他的住处和踪迹，及打听他所交往的是何等人士，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他。他们所搜集的情报非常详尽，细微至连丁道尔的身体特征和服装，也不漏过。 一五三四年春天，丁道尔正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一位英国商人多马•波音兹（Thomas Poyntz）的家里。这位多马•波音滋是丁道尔在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任家庭教师时女主人窝尔士夫人（Anne Poyntz）的亲戚。在多马•波音兹悉心照料下，丁道尔有安定的生活，不必四处奔波逃亡。他也就能更专心致意于翻译圣经的工作。但这也留下了一个危机——随时被人发现他的踪迹。 一五三五年夏天，安特卫普这个市镇，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腓力普斯（Henry Phillips）。腓力普斯的父亲理察•腓力普斯（Richard Phillips）住在多塞特（Dorset），曾三度出任英国国会议员。腓力普斯在家中排行第三，曾于一五三三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民法（Civil law）。腓力普斯具有一定的才干，又受过高等教育，前途本来无可限量。然而他却不自爱；当他父亲托他把一笔款项捎到伦敦交给某人时，他竟把该笔巨款赌得清光，有负父亲的托付。从此他失去父亲的信任。之后，他离家出走，流落他乡。三年之后，在一五三六至三七年的冬夏之间，他从欧洲大陆写了一封悔悟的信给他父亲，说他经济困难，陷于绝境，若双亲不肯原谅他和不肯接济他，他唯有自尽一途可行。 他的父母闻讯，紧急汇一笔款到欧洲接济腓力普斯；但是挥霍成性的腓力普斯回到英国京城伦敦之后，已花尽了父母汇来的盘缠，不敢回到家乡多塞特，去与父母团聚。当腓力普斯一文不名、走投无路的时候，英国谍报部门物色到他，把他吸收为英国的奸细，认为素来不干净的他，是擒拿丁道尔最合适的人选。 腓力普斯出任英国密探之后，衣着光鲜，有仆役随身服侍。由于他出手阔绰豪爽，他很快地打入了安特卫普英国商人的社交圈子。此时丁道尔住在该地著名英国商人多马•波音兹家中，腓力普斯很快地就在商人的聚餐场合上，认识了他的猎物丁道尔。丁道尔为人真挚热诚，对人提防不足，没有多久，他就邀请腓力普斯到多马•波音兹家中用膳，他甚至曾请腓力普斯留下来住宿过夜。 由于腓力普斯不久前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丁道尔作为老校友，喜欢听到有关母校的一些轶闻。在信仰方面，腓力普斯又冒充一个更正教徒，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丁道尔缺少警惕心，对腓力普斯也就毫不防备，深信不疑。但是多马•波音兹就起了疑心。令多马•波音兹怀疑的一点，是腓力普斯查询许多贵重物品的价格，但从未认真地、确实地购买。此外腓力普斯又打听安特卫普许多英国商人的生活细节；但当别人探询腓力普斯一些切身的问题时，他总是闪烁其词。最启人疑窦的，是腓力普斯的资金来源不明。尽管多马•波音兹不很信任腓力普斯；丁道尔对腓力普斯却绝对信任。波音兹一家人无法可施，只好把这些疑问搁在一旁。事实上，多马•波音兹有许多生意要打理，无暇全时间照顾丁道尔的人身安全。 一五三五年五月中旬，多马•波音兹要到邻近的地方巴若斯（Barrois）接洽生意，估计会离开安特卫普一个多月。 多马•波音兹一离开安特卫普，三、四天后，腓力普斯就通报离安特卫普二十四英里之遥的布鲁塞尔（Brussels）法庭，欲彼等派人来逮捕丁道尔。 腓力普斯首先来到波音兹家里，问波音兹太太，丁道尔是否在家。当他得知丁道尔在家时，就把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执法人员安置在街上和门外。等到中午时分，他才登门找丁道尔，向了道尔借款四十先令，说他今早在途中丢失了钱包。丁道尔于是将四十先令借给腓力普斯。这对丁道尔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只要有钱，都肯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奸诈阴险的世界上，丁道尔是单纯的和无经验的。 腓力普斯接款之后，就邀请丁道尔共进晚餐；丁道尔则说，不，今晚是我宴请你，我能与你共享晚宴，荣幸之至。晚饭时间到了，丁道尔与腓力普斯一同离开波音兹住宅；住宅前面是一条狭长的通道，不容两人并肩而行。丁道尔让腓力普斯先行；腓力普斯表现得很谦让，坚持要丁道尔先行。矮小的丁道尔也就走在前头，高大俊美的腓力普斯则殿后。两个守候的法庭人员一看到普力普斯用指头指向丁道尔的头，就下手逮捕了丁道尔。 腓力普斯被英国天主教收买，有英国的政治背景；但要在安特卫普下手逮捕丁道尔，他又寻求当时辖管比利时、荷兰一带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的帮助。查理五世的法庭，以散布异端思想的罪名，把丁道尔囚禁在离安特卫普十八英里之遥的菲尔福特城堡（Vilvorde Castle）。菲尔福特城堡建于一三七四年，是仿效法国的巴士底（Bastille）监狱而建，防卫森严。 丁道尔被捕之后，在安特卫普的英国商人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对英国侨民的人身侵犯。商人们认为，丁道尔所从事的是圣经的翻译工作，并非滔天大罪；在未受警戒之前，又不给丁道尔机会解释，就贸贸然把未入罪的丁道尔予以囚禁，这种行径不啻是绑架。这些英国商人不停地写信给布鲁塞尔的法庭；而在英国本土，也有不少人直接写信布鲁塞尔的英国商会，请求他们尽速营救丁道尔。 营救丁道尔最力的是接待丁道尔到他家里住的多马•波音兹。很多安特卫普的英国商人，提醒多马•波音兹要去拜托当时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的巴若斯勋爵（Lord of Barrois），恳求勋爵搭救丁道尔。多马•波音兹在阿兴（Achon）找到巴若斯勋爵；巴若斯勋爵读了申诉的信件，面有难色。他说，不久前，他有不少比利时同胞在英国的斯密士菲尔德（Smithfield），因是重浸派，被活活烧死，当时他有心营救，但束手无策。他接着说，丁道尔既是一个重浸派，要营救他，难度很大；不过，不论丁道尔犯的是什么罪行，若是英国有头有面的人物出头，要求释放丁道尔，照理比利时这边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只是，我正动身要往马斯瑞克特（Maestricht）去，我到那里会将几封我写的求情信交给你。多马•波音兹于是从阿兴，追随巴若斯勋爵十五英里路程，在马斯瑞克特取得巴若斯勋爵写给英王的宠臣多马•克伦威尔爵士（Sir Thomas Cromwell）的信件。 多马•克伦威尔作出迅速的反应，派出特使多马•特奥波得（Thomas Theobald）到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实地调查丁道尔被拘捕的始末。一五三五年七月，多马•特奥波得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向多马•克伦威尔汇报了他在现场所调查到的情况和所搜集到的一些背景资料。 一个月过去，多马•波音兹听不到英国那边的回音，就亲自动身到英国去。到英国后，多马•波音兹于一五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他哥哥约翰•波音兹（John Poyntz），拜托他运用一切关系，救丁道尔脱离牢狱之灾。约翰•波音兹是英国埃塞士（Essex）郡的北奥肯顿（North Ockendon）的庄园主。约翰•波音兹和英王亨利八世宫廷中的人素有往来；多马•波音兹寄望他哥哥透过宫廷关系，向英王施加压力。多马•波音兹为了营救丁道尔，留在英国，四处奔波，甚至自己的生意受亏损，他也毫不顾惜。 一五三五年八月底，多马•波音兹的一连串努力，终于有了眉目。多马•克伦威尔爵士晋见亨利八世时，正式谈到丁道尔在欧洲被捕的事情。九月初，英国政府写了两封信给布鲁塞尔的政府当局，要求彼等释放丁道尔，其中一封信交给多马•波音兹亲身由英国带到布鲁塞尔。九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两封信由不同的途径送达布鲁塞尔的法庭。十月间，多马•波音兹守候在布鲁塞尔静候佳音。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丁道尔将不日获得释放。 在这一点上，多马•波音兹再次低估了腓力普斯邪恶的势力。当腓力普斯听到多马•波音兹要领回丁道尔；腓力普斯心想，这样一来，我出卖丁道尔的阴谋计划岂非完全被粉碎？腓力普斯为了达到自己可耻的目的，就反咬多马•波音兹一口，说多马•波音兹是马丁路德的同路人，说这类号称改革派的邪教徒没有资格代表丁道尔。腓力普斯并正式控告多马•波音兹，说多马•波音兹身为安特卫普的居民，却充当丁道尔的同党，具有丁道尔同样的异端思想；又说多马•波音兹一切的努力和游说，都是个人行为，与别人毫无关系。结果，多马•波音兹被牵连，失去自由，被交给两名士兵看管。一五三六年二月底，多马•波音兹乘着看守松懈的时候，潜逃到英国。他失去在安特卫普的生意，中断了在欧洲的业务关系。他的妻子安娜（Anna Van Calva），是安特卫普本地人，不愿意到英国和丈夫会合，但她倒是取得了几个孩子的抚养权。可以说，多马•波音兹为了营救丁道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终于在一五五一年歇息了自己的劳苦，回到天家。 审理丁道尔的检察长杜弗埃（Pierre Dufief），臭名远扬，以绝情和残忍见称。任何人胆敢挑战天主教的权威，杜弗埃必以毒辣的手段镇压。他热衷于搜捕和严惩一切他心目中的异教徒。杜弗埃向来不择手段地左右法官的判决，务求把异端者置之于死地。 虽然丁道尔始终难逃一死，但是天主教当局偏偏要玩假民主的把戏，让外界以为彼等对丁道尔的审判是公平的和合法的。他们向丁道尔提供一名律师和一名辩护士，却被丁道尔所拒绝。他厌恶这种假惺惺的民主把戏，他情愿为自己辩护。 丁道尔被关在监狱中，长达一年又一百三十五天。他曾在一五三五年秋天，写一篇短文《惟独因着信心在神面前称义》（Faith alone Justifies before God）。他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他也没有忘记向狱卒传福音。因着他所释放的话语的能力，以及他所流露的真诚的生命，狱卒本人、狱卒的女儿，和狱卒的其他家属，都悔改归向了基督。他毫不畏惧地向控告他的人，以及向监狱里的囚犯传福音。他所作的美好的见证，和他所彰显的基督的品德，使许多人深受感动。在他们之间这样传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么再也找不到好基督徒了。” 经过了多番的审讯，一直查不到丁道尔有致死的罪行；但是，陷害他的人仍然于一五三六年十月，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宗教会议上，把他定了死罪。受刑之日，丁道尔被解到刑场，被绑在木柱上，被刽子手活活绞死，再把他烧成灰烬。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从木柱上做出充满激情的呼喊：“主啊！求祢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丁道尔费尽心血所翻译的英文圣经，虽然在他生前被他的仇敌抨击得一无是处，诬蔑其译本充满异端；但是正如他写给同工约翰•菲力斯（John Frith）的信中所说的： “我祈求神，保存我的圣经译文，直到那日我朝见主耶稣荣脸的时候。我的良心可以为我作见证，我不敢稍微更改神话语中的任何一个音节。今时今日，活在地上，无论谁给我多少荣誉、愉乐，或财富，都不能使我更动神的话语。” 在丁道尔逝世的那一年，有两本英文译本的圣经在英国流传。一本是《高柏飞译本》（Coverdale Version），由丁道尔的同工高柏飞（Miles Coverdale），根据丁道尔的英译圣经修订而成；另一本是《马太圣经译本》（Matthew's Bible），由约翰•罗杰士（John Rogers）修订而成，其内文也同样一字不改地照录丁道尔翻译的英文新约圣经和旧约中的摩西五经部分。 英王亨利八世读过《高柏飞》译本，译本上虽然丁道尔的名字没有出现，但内文都是丁道尔费尽心血的译文。甚至亨利八世身边的主教们也不得不承认：“整本英文圣经的译文找不到错讹之处。”英王亨利八世于是喊道：“既然找不到内中有异端之处，让这本圣经在民间流传吧！” 一六○三年，英王雅各一世（JamesⅠ）在位时，亲自挑选五十四名学者，内中包括一些清教徒。这些学者分成六组，重新修订、审译整本圣经。六年之后，即一六一一年，方大功告成，是为《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丁道尔的圣经译文，有百分之九十，被《钦定本》采纳。《钦定本》流传数百年，凡说英语的国家，都有人因着《钦定本》得到帮助。我们深信，神会记念丁道尔一生的劳苦，和他所付出的高昂的代价。我们深信，到了主来的日子，他必得着神的赏赐和冠冕。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
1 Lewis Lupton著的 Tyndale, Translator 2 Lewis Lupton著的Tyndale, Martyr 3 Brian Edwards著的God's Outlaw 4 Donald Dean Smeeton著的Lollard Themes in the Reformation Theology of William Tyndale. 5 J.F.Mozley著的William Tyndale 6 Bruce and Becky Durost Fish著的William Tyndale 7 John Foxe著的Book of Martyrs 8 C.H.Williams William Tyndale 9 Brian Edwards著的Nothing but the truth 10 George Milligan著的The New Testament And Transmission 11 Tony Lane著的A Man for All People: Introducing William Tyndale 12 Donald Smeeton著的Where Did Tyndale Get His Theology？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