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巴刻文集》福音性的阿民念主义

约翰·卫斯理从父母那里学习到了唯理主义的阿民念主义，这是他们家训的一部分。他的父母撒母耳和苏珊娜脱离信守加尔文主义的不从国教运动，加入相信阿民念主义的圣公会，对他们撇在身后的教训敌意甚大。(这种态度的心理根源是很清楚的。) 在苏珊娜于1725年，当约翰22岁时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她清楚表明了她对预定论，以及三十九条信条中第17条含义的观点，这观点是他后来毕生持守的：

“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持守的预定论教义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它指控至圣的神是罪的源头……我坚信神从亘古以来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但是我谦卑认为，按照罗马书8：29、30，他的拣选是建立在他的预知之上的……神在他永远的预知中，看到这些人会正确使用他们所有的，接受传给他们的怜悯，他确实就预定了……认为神的预知是许多人最终灭亡的原因，这和我们知道太阳明天要升起，这就是它升起的原因一样，是毫无道理的。”

然而，约翰结识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这导致他在1738年有了发生在亚德门街(AldersgateStreet)的经历，他与这些人结交，就把所有的道德主义和自我努力从他的阿民念主义里驱逐出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清楚强调，因信立刻称义是瞬间发生的新生的一部分，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正如我们前面暗示的那样，卫斯理表明归正是真正基督徒生活的开始（这和一些今天自认是卫斯理的继承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强调的是，人是彻底，无助地依靠神赐下信心和带来新生。这是因为卫斯理不是把信心看作是决定（这是当代流行的说法），而是信靠和确据的组合，是圣灵内在见证的主观结果。圣灵赐下信心时，见证的是赦罪和收纳人为嗣子的应许，这是应用在人自己身上的。在这一点上，加尔文代表所有的改教家，是这样定义信心的：“信心是对神的仁爱的一种不变而确实的认识，这认识是以基督那白白应许的真实为根据，并藉着圣灵向我们的思想所启示，在我们心里所证实的。”卫斯理对信心的教导代表了对此的回归，是脱离神人合作论和自我决定的世界，回归到上帝独作论和主权恩典的世界。

是卫斯理在亚德门街的经历，决定了他对信心的看法。在那里，通过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他的心“奇怪地温暖起来”，他进入了他那些摩拉维亚弟兄会朋友已经对他讲过的真信心之中:就是确知通过十字架得赦免和被接纳。“我感觉到我确实信靠了基督，唯独信靠基督得拯救；我得到一个确信，就是他已经除去我的罪，正是我的罪……卫斯理习惯教导说（尽管口头上不是完全前后一致），这种确信是神所赐下信心一个不可分开的要素，这信心是那拯救人的信心。对他来说，悔改是信心的前提条件，是为罪忧伤，改正行为。确实有时候，正如在他1744年大会记录中所说的那样，他会把悔改描写成是“信心的一种低等状态”，或者是与儿子的信心相对照的仆人的信心（比较加4:1-7；罗8:15)；然而他的基本想法是，悔改是一种寻求神的光景，而信心则是寻见神，或者倒不如说是被神寻见的光景。一个寻求神的人除了等候神，用他迫切的祷告，良心的敏感表明他寻求的诚意以外，什么也做不了，直到确信之光临到他的心里。这样的教训类似清教徒关于“预备之工”的教训，导致在辅导灵魂忧伤之人方面类似的做法：这和出于荷兰的阿民念主义有天壤之别。

至于卫斯理对称义本身的看法，按卫斯理所能知道的，这是回归到了改教家的观点。他讲论基督按照刑罚和代替的条件赎罪的死，坚持以这死为根基，唯独以它为根基，我们得到赦免，为神所接纳。他带着完全的真诚，在1765年宣告自己已经相信称义有27个年头，“完全就像加尔文先生相信的那样。”

然而卫斯理绝不会让世人忘记，他要人按阿民念主义的意义来接受他的教训，因为一切形式的加尔文主义，对他来说都是当受诅咒的；这给他带来极大的麻烦，是极为不必要，这麻烦是他自找的。他每次总是用三种套路丑化加尔文主义，就是它是反律主义，让圣洁变得没有必要，限制了向世人传讲神的爱 (出于某种原因，他总是肯定，按照加尔文主义的说法，“20人当中只有1个”是选民)；它是宿命论的，摧毁了道德责任，否认在属灵方面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联系。他在生命结束前写道：

74问：是什么直接反对循道运动，内心圣洁的教义？
答：加尔文主义：因为在这50年间，在拦阻神的这工作方面，撒但一切的诡计，成就的远不及这一条教义。它击打在得荣耀前得救脱离罪这件事的根源，把事情放在另外一个很不同的方面。[这就是说，卫斯理强加于加尔文主义之口，说人因他们得拣选，无需圣洁都可以得救。]

问：但这教义的迷惑在何处？是什么让人如此贪婪把它咽下？
答：它看似尊荣基督，但实际上它把他看作是徒然死了。因为绝对的选民没有他，也必然要得救；非选民，不能靠他得救。

像这样的曲解，出于一个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有许多相信加尔文主义的朋友，有极多的机会阅读加尔文主义的书籍的敬虔之人的口，表明了一种程度上的偏见和思想固执，这几乎是病态的。也许约翰·卫斯理这种无法克服的，对加尔文主义实际是什么的无知（查尔斯·卫斯理也是一样），应该被看作是苏珊娜的阴影对他一生的缠绕。无论如何，这成了他后背上的一根棒，也成了其他很多人后背上的一根棒。

卫斯理第一次爆发，反对加尔文主义，这是缘于1740－41年间在费达巷(Fetter Lane)和经士活社团(KingswoodSocieties)遇到的麻烦事。在当中人针锋相对，约翰在查尔斯的协助下，出版了一本题为《论神永远之爱的诗歌》的诗歌集，在其中，除了一些卫斯理写的经典赞美诗之外，还出现有这种小调：

上帝永远怜悯与公义
用新生婴孩把地狱填满；
扔进无尽折磨中，
只为显明他主权的旨意。
这就是那可怕定旨！

这就是来自下面的智慧！上帝(噢这亵渎如此令人厌恶！)

喜悦罪人死亡。 

要评论这样的诗句的语气和内容，以及它们给一场新兴福音运动内部争论带来的贡献，在此事上表现出来的牧者智慧到底有多少，这肯定是多此一举。

双方都表现出煽动性的姿态，但1741年的争论沉寂了下去；但在1770年，更大的麻烦来了。卫斯理的大会记录谴责那些实实在在存在，或者他认为是存在的信守加尔文主义的反律主义者，特意表明因信得救也必然是在圣洁中得救；他的陈述如此特别，以致似乎是在教导罗马天主教式的教训，就是人自己的行为是他蒙神接纳的根据。这份记录重申，“我们太过倾向于加尔文主义”，以致对人要得救，就必须要终身相信，努力工作，生出悔改的表现这个事实轻描淡写，这份记录继续写道：

再次重新审视整件事：

(1)我们哪些人是现在被神接纳的？就是那现在用充满爱，顺服之心相信基督的人。
(2)但在那些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的人当中，哪些人是被神接纳的？就是那按着他所得到的光照，“敬畏神，并行义的人。”
(3)这和“那真诚的人”是同一些人吗？如果不是，也是很接近了。[阿民念主义“普世性的充分恩典”的教训在这里就浮出水面了。]
(4)这岂不是靠行为得救吗？不是靠行为的功德，但是靠行为，作为一种条件。
(5)在这三十年间我们一直在争论什么？我是害怕言语的人。
(6)至于我们对此如此惧怕得要死的功德本身。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得赏赐，是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这和“为我们行为的缘故”有什么分别？这和secundum merita operum有什么分别？这不过就是“按我们行为当得的”罢了。你能看出这细微的分别吗？我怀疑[我倒是认为]我不能。
(7)谈论一种称义或成圣的状态，岂不会倾向于误导人，几乎很自然就带他们去信靠那一瞬间作成的事情吗？而我们是每时每刻，按照我们的行为，讨神喜悦，或令他不欢喜。

这些记录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引发了激烈而可悲的争议，卫斯理的助手弗莱契和奥利弗斯（Thomas Olivers）和托普雷迪（Toplady），希尔兄弟，以及贝奇（Betridge）互相在文字上大打出手，而复兴运动中相信加尔文主义和相信阿民念主义的那部分人距离越来越远。然而只有一条评论是和我们相关的，这就是：认为这些记录是在神学上不当，对此不屑一顾（尽管1771年的大会承认它们表达得不谨慎），这就好像如哈里森所言，把它们叫作“明显无害”一样，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实例教训，证明一个阿民念主义者，坚持把人对福音的回应看作是人自己的贡献，把继续在恩典之中看作取决于他持续的回应，只要一开始去尝试陈述宗教改革关于因信称义，不靠行为的教义，就必然会出现对立和不一致的情况。他所陈述的这交换改变，不管他怎样称呼，看上去都会是在讲实际上是靠行为称义。不管多么自信，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自圆其说。卫斯理作了不同的尝试要作成这点（他尝试了好几次），这让人想起一首苏格兰歌曲唱的滑稽故事： 

他们说这做不成；
他说：“小菜一碟！”
他微笑着来做这事，
他还是做不成。
这把我们带到下一部分。

（选自《阿民念注意》，本文收录在《巴刻文集》里，微信联系：271087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