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学会了一句俗语，使我受益匪浅。它是这样说的：“同样或者类似的鸟类羽毛标本往往习惯性地聚集在尽可能最毗（pí）邻的壁橱里。”或者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往往倾向和我们持类似价值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事实上，基督教抗罗宗有一个诟（gòu）病，就是教会的会员资格不是有一个公共的信仰告白来界定，而是按照社会经济状况的相似性来划分。过去我对罗马天主教持赞同的事情之一就是教会是按照牧区的概念建立起来的。今天，在同一个区域，我们不会看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或者第五罗马天主教会，而我们可能会有第一浸信会和第二浸信会，或者第一长老会、第二长老会和第三长老会。 新约所讲的合一是信仰上的合一。罗马天主教决定使人们无论来自管理层、工薪阶层，或者各样的种族背景都聚会在同一间会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做法，因为教会不应该是针对某一特定阶层。基督的身体要求整个社会、各个层面都加入。 在新约团体中，既没有以弗所的浸信会，又没有以弗所的长老会，也没有以弗所的信义会，只有在以弗所的教会。当然，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有些非常小的乡村和城镇，也许只有一间教会，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教会在不断增殖扩张。但话又说回来，新约讲到的合一是信仰上的合一，人们由于共同地委身于真理和福音的缘故而相聚、联合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见过人们企图严格地借着有形的、组织性的结构而找到合一。我们试图定义合一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努力集中在所谓的属灵合一上。 我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还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戈尼谷学习中心（Ligonier Valley Study Center）,我们招待了一群从法国来拜访我们的基督徒。这是一群灵恩派的基督徒。他们分享了他们的灵恩经历，然而，他们的教会背景非常广泛多样，一些是信义会，一些是罗马天主教，一些是五旬节派，一些是长老会。他们兴高采烈地讨论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在灵里的合一。 他们显而易见的合一感让我觉得好奇，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历史上、你们现在存在着的分歧？”他们回答说，“比方说，什么样的分歧？”于是我就举出几个例子。这实在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不到五分钟，他们就在这些分歧上吵来吵去、恨不得死掐对方的喉咙。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不顾他们的教义上的分歧，才能维持他们的合一。你现在能察觉到其中的张力了吧？一方面，对于团契相交和属灵合一这些真实的事务，有的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使徒完全忽略教义上的分歧这个方面，有的却存在着严重的危险。 上面所讲的似乎就是我们当今文化所处的嬗（shàn）变。我们这个时代信奉的名言就是“教义产生分裂。”从历史上来看，这句话是对的，教义的确趋于划分人群。但是，你是否曾思考过教义为什么带来分歧？自由主义的机构表面上似乎高度地宽容不同于他们自己立场的其他观点，相比较而言，保守派似乎在为很多事情争来斗去。 但是，其实自由主义者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宽容。他们往往在教义上松弛，直到讨论焦点朝向保守性的教义，这时，他们就变得歇斯底里反对教义，那些原先自恃（sh）自己为开明、宽容的人士马上就变得心胸狭隘了。我们认为自由派教会之所以能够容忍这样各种各样的教义的基本理由在于，教义对他们来说完全不重要，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内容没有热情，而保守派背景的人准备着为圣经里的真理牺牲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看见这些真理具有永恒的意义。 对于那些持自由主义信念的人来说，外界对基督教信仰告白中的教义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教义而已。但是对信徒来说，教义非常关键，因为信徒非常关心他们信仰的内涵是什么。那些竭力忠实于圣经的信徒们明白新约书信中几乎每一页都有这样的劝勉，即要竭力地保守从前以此交付圣徒的信仰的真道。使徒保罗非常郑重地提醒提摩太、提多和其他人要让教会警惕那些试图借着错误教义败坏使徒所传的、信仰的真道。对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进行最激烈地抨（pēng）击是由瑞士神学家埃米尔•布伦纳（Emil Brunner）发起的，在他的经典作品《中保》（原名为Das Midler,or The Mediator）这本书中，他谈到了基督论在十九世纪的神学发展导致的结果是不承认基督的神性和他的代替性赎罪。布伦纳说，如果他用一个词来定义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本质，那么这个词就是无信（unglaube,or unblief）。他说，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是一座给无信仰树立的纪念碑。 在神学历史上，最动荡的争论来自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这场争论围绕着两个主要问题：什么是福音？及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随着那场争论风暴持续深入，马丁•路德忍受着巨大的艰难和众人的敌意。在他生命篇章的末了，路德看到福音的真光在他那个时代已穿透并照亮了那黑暗的时代。要记得宗教改革的座右铭——Post tenebraslux,就是“黑暗后是光明”。路德说，不可避免的是，过不了多久，福音的真理将再次被隐蔽在蒙昧之中。他给出的理由就是，无论在哪里，只要福音被传讲，那里就产生分化，并且争论随之而来。 人们不想要持续的争论，我们希望的是和平。以色列历史上的假先知传扬过的也是一种和平，但他们的和平是一种错觉幻象。在根本没有和平的时候，他们宣扬平安，或者用路德的话来说，一种属肉体的平安感。路德说，当福音被热情地、准确地传讲时，它并不带来和平。事实上，我们主自己曾这样说过：“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10:34）。这句话并不是意味着主呼召我们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以推进国度的扩展。恰恰相反，我们被呼召要成为和平的使者，要成为一群宽容、良善、忍耐的人。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历史的记载，只有以色列真正的先知是为真理奋不顾身，而每次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争论就出现了。 大概没有任何人曾像耶稣基督一样带来如此之多的争论。人们要么赞成他，要么就是反对他。在使徒行传中，对使徒教会的记载就是记录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围绕着福音的传讲。传福音引起如此激烈地争论以致于犹太人社会的宗教团体完全禁止使徒们传讲福音，因为福音的传讲带来争论的，因为福音的传讲产生人和人之间的分化。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被告知，最高的美德就是和平。我们生活在原子弹爆炸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无处不在的战争。我们也已厌倦了各样的纠纷，对人人相斗、自相残杀感到厌烦。因为上帝的恩典，教会不像从前的几个世纪那样把人烧死在火刑柱上或者挂在酷刑架上。我们已经学会了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共存。我们珍视和平。但我所担心的危险是，我们重视和平以致于我们愿意去遮掩福音本身、使其看上去模糊不清。当我们实际上没有合一的时候，却谈论合一，对此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时常我在想，我们自以为有合一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合一。 从历史上看，在宗教改革时期，抗罗宗新教徒不仅被称为新教徒，也被称为“信福音主义者”（Evangelicals）。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信福音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信奉福音（evangel）。历史上，虽然自十六世纪的福音主义者们开始产生了不同的宗派，但是仍然有些合一基本原则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在历史性的、古典的福音主义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联合点，那就是宗教改革的两个关键性的唯独——唯独圣经（solaScriptura）和唯独信心（sola fide）。唯独圣经（solaScriptura）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即各个抗罗宗新教派别他们都相信圣经才是信仰和实践的最终权威。他们都相信圣经的默示和无误性。并且他们在十六世纪最主要的问题，即唯独因信称义（sola fide）的教义上达成一致的认同。虽然他们在其它地方（比如在圣礼和其它教义）上存在分歧，但至少他们有互相共同持有的联结点，使得抗罗宗新教各派别联合在一起。那样（译者按：基于唯独圣经和唯独信心）的联合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只是到了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已经发现这群自称为福音派的人们在上述两个教义上产生了重大分裂。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人们几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自称为福音派的人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即圣经是绝对无缪的，是上帝所默示的，是绝对无误的。然而，如今你不能再做如此假设了。以上联合已经被彻底瓦解了。 事实上，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福音派”这个词几乎已经完全被掏空了意义。从历史上来说，福音派意味着与教义相关的事物，即，“福音派”是按照特定的信仰告白来界定的。如今，它倾向于通过一种方法来定义，而不是一种神学。并且，在所谓的福音派圈子里存在着同样的多元主义，这种多元主义在今天甚嚣尘上，如同我们已经在历史上的自由主义中所见过的。 对一个尽可能地总要“与众人和睦”（罗马书12:18）基督徒来说，生活就像处于剃刀的边缘（译者按：多元主义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危机挑战）。我们真的需要不遗余力、使出浑身解数以保持和平。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蒙召要忠实于福音的真道和持守教会的纯洁。 （选自《什么是教会？》，本文收录在《史鲍尔文集》里） 在真道上合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基督的教会存在四个主要限定性条件，即，教会是合一性的、圣洁性的、大公性的、使徒性的教会。我们已经考察了教会的合一性或者说联合性，并分析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及其产生的普世教联运动。普世教会联合主义尽可能地寻求教会有形可见的、组织机构上及制度上的联合。伴随着普世教联运动而来的是，教会发现为了在组织里兼容不同的神学必须使得她们的神学根基及信仰告白基础变得宽泛化，即所谓的多元主义。 历史上的基督教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多元主义。我在研究生院有一门课程叫做“异端邪说史”，要求学生们仔细审查教会历史上变化多端的一些神学争议。我们考察了以便尼派（Ebionite）异端、幻影说（Docetic）异端、诺斯替主义（Gnostic）异端。我们也研究了著名的教会会议，比如尼西亚（Nicea）、迦克墩（Chalcedon）。这些教会会议处理了与基督论相关的各式各样的异端。自古以来，教会不得不应对、处理异端，并且在异端和错谬之间作出区分。这种区分不是在种类上而是程度上的不同。教会经常受到大大小小神学错谬的困扰，至少，一些成员在他们的思想和信仰上陷入错谬之中。但是当一个错谬逐渐演变到严重的程度以致于威胁到教会的生命本身、影响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要素的时候，此时，教会必须站出来郑重申明，“这个错谬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个错误的信仰见解是异端，并且在有形教会中不能受到容忍。”历史上，这正是随着神学上的冲突争议而出现过。 然而，有必要认识到有些错谬对于救恩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可称之为“非本质的”（non-essential）错谬。比如，多年来，很多基督徒对于施洗的适当模式有过争论，到底是应该全身浸入式，还是洒水式，仰或浇水式？但是，基督教会史上很少人会认为某种特定类型的施洗对于基督教和救恩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另一方面，大多数基督徒认为所有的真理都至关重要、基督徒生活中所有的顺服都不可忽视。虽然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有分歧，但我们认识到我们都在尽力讨上帝的喜悦，并且顺从圣经的教导。即便如此，有些时候我们的确不能达成一致。 论到一般的罪，圣经提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参阅彼前4:8；箴言10:12）。然而还有很多特殊具体的罪，极为邪恶，在教会生活中需要得到管教惩戒。很多案件中，教会的正式的审理可以开除一个人的教会会员资格。 在新约中，并没有规定对人所违反的每一项罪都要求革除教籍。恰恰相反，对待他人的过犯，基督徒必须以慈爱、耐心、宽容和忍耐为特征。我们应常存耐心和慈爱担当别人的软弱。我们不应该基于意见上的某种分歧动辄诉诸于教会惩戒。 历史上，教会认识到有些分歧并不是救恩的关键，这些分歧不影响教会的本质“esse”（拉丁词，本质，本体，是指）。而有些议题影响到基督教的本质，在教会历史上作为教义上最令人感到烦扰的争论，被人们争来辩去。 但是还有另外一层面，有些错误不一定是涉及基督教的本质，然而这些错误确实能反映健康状况，我们成为“ben esse”“Bene”拉丁语中相当于“well（康福）”。如此，我们在影响教会生命本质的错谬（重大的异端）和影响教会的错误（较小的异端）两者之间做出区分。 在如何维持合一性又保存纯洁性上，教会一直很难想出解决办法。我对这个世代的很大的担忧就是，我们目前所看见的，一种普世教联运动正进行着，企图把教义淡化并使其相对化。该运动肇（zhào）始于在核心真理比如基督的神性或基督的赎罪上进行妥协谈判——都是以促进教会有形看见的合一为名。 教会当前正面临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及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在过去，自由仅仅意味着不受奴役及保持开明，该特定术语liberal其本身描述的是一种美德。但是当你把后缀-ism加到它的词尾的时候，演变成为liberalism,即自由主义，它指的是一种特别的神学流派，该学派起始于德国神学家们抨击历史性基督教的超自然纬度并且拒绝承认圣经里的神迹真实发生过，它跨过教会宗派界线已经对有形教会造成的重大影响。这些神学家们企图把基督教信仰简化为某种道德准则或者一套价值体系。他们本来应该脱离正统信仰的教会再去寻求建立一套全新的宗教，而实际上，他们未离开教会，却仍然从事上述活动。 但是，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们并非如此，他们反而通过占据神学院、大学、董事会和主要宗派的机构等手段，仍然竭力维持他们在有形教会里的身份，总的来说，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样，在二十世纪之初，在美国形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斗争，人们称之为基要派与现代派之争（Fundementalist-Modernist controversy）。 自此以后，教会开始分化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福音派和现代派。很多情况下，自由派和保守派继续在较大的宗派里面保持共存状态，但绝不是一种和平共存。接下来，许多宗派不断分裂，以致于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看见过去的主流教会，至少就她们的规模和影响力来说，已不再是主流教会。虽然福音派教会稳步向上增长，但被囚于自由主义的主流教会持续地走下坡路。有一个宗派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已经流失了一百万会众。 有很多人似乎对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特色的神学茫然无知，我对此感到非常吃惊。有些牧师竟然不相信基督的神性、基督的赎罪，或者基督由童女而生，但却似乎仍然受到公众的信任。很多人震惊地了解到，在一些宗派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牧师不相信上述真理，他们进而问到，“为什么某个人愿意成为牧师却又不相信这些真理？”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个现象启示也没有什么新奇，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一起学圣经，请在您的社交媒体中转发！